汪武首

    父亲生于1904年，离开我们已30年了。岁月能淡化往事，却难以磨灭我的记忆。

    父亲欢喜喝酒，有时酒喝多了，他说起许多往事，这些往事至今仍在我脑海里。

    那是1951年的秋天，棠云乡举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要求身体好的人报名参加志愿军。父亲在会场向乡干部报了名，那年我父亲47岁。

    父亲有一身硬朗的筋骨，为生存磨炼了他的脚劲。他对我说：“棠云乡东江村造纸需要石灰料腐烂嫩竹用以漂白，我从汪家村家里‘乌早天亮’出门，翻越黄甘岭、避水岭、双黄岭，从宁海西店挑石灰180斤，翻山越岭，走50多里小路，累了小憩一下，当天傍晚就能把石灰挑到东江工场作坊。”这样的长路挑担，父亲持续了13年。直到1978年，我才亲眼看到当年已经74岁的父亲从溪口酒厂挑二埕黄酒到棠云供销合作社，有时还要挑到棠岙里山角落头，许家山的小店。挑着70斤重的担子，要走35里的路，即使对年轻力壮的人来说也不容易。

    父亲在世时常说，一天不出门挑担流汗，全家无米下锅。走黄甘岭常会碰见土匪，穷人身无钱财，土匪就会抓你当“担夫”。1941年农历五月初三，土匪要父亲和伯父两人去抬轿子，伯父刚从山上挑柴回来，正在厅屋落井头旁擦洗汗水，伯父对土匪说：“我中饭还没吃一口，肚皮空荡荡，抬轿没有力气啊！”土匪说：“你去不去？不去，就叫你吃花生米（子弹）。”伯父当场死在井口旁边。土匪接着朝厅屋方向抓轿夫，看见后生汪宝山，上去就追，汪宝山身高腿长逃得快，父亲一看苗头不对，躲藏到我家后门山。因我家住在山脚下，汪宝山也往我家这个方向逃，土匪眼看追不上，恼羞成怒的土匪举枪就打，没有打中汪宝山，而我的前母正好坐在门口剥黄壳笋，子弹穿过前母胸膛，当即鲜血染红了我家石步阶，三十出头的前母和四十不到的伯父，同一天两具死尸摊在堂前。想到血泪家史，父亲毫不犹豫，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

    1951年，我哥虚岁十九，是家里唯一的正劳动力。家里砍柴、种田、割稻等农活全由他承担。那一年我5岁，我哥知道父亲报了名，当天就跑到乡里，找毛乡长表示要替父参加志愿军。他说：“我的生母含冤死在旧社会，是共产党让咱穷人翻了身，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去当兵！”毛乡长说：“你家出身好，你爸年龄大，我看只要身体合格，你去更合适。”同年4月，我哥身穿长衫，胸戴大红花，拿着一把雨伞，走在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前列，离开了故乡棠云汪家村。

    我哥是在艰苦岁月中磨砺成长的，前母被土匪打死时我哥才9岁，他识字不多，是个半文盲，到达部队后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开汽车，半年后，成了一名汽车驾驶兵。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后勤运输，志愿军只盼弹药和粮食物资，尽管敌军狂轰滥炸，我哥在运输战线上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荣立两次三等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我哥回到祖国，服从组织分配，支援大西北。1958年，酒泉卫星基地正式成立。他是一级驾驶员，运输基础物资，后来铁路开通后，又去支援新疆，最后全家定居大西北。如今我哥88岁，生活在乌鲁木齐市。

    1964年12月，年已花甲的父亲再次把家里的小儿子就是我，也送到了部队。入伍后，我在野战医院学习卫生、防疫、医疗技术，成了一名白衣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党的教育培养，让我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道理。2006年我从妇保院退休，2011年被评为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2015年被授予全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父亲临终前告诫儿子：“不要忘了本，做人要勤劳善良，不义之财咱不要，要光明正大。”父亲用勤劳、善良熏陶儿子，用心良苦，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胸怀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