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柯柯

    在我懵懂的年纪，频繁接触到“修养”一词。随着年龄增长，阅读量增多，我的课外读物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展，后来读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了解到那是延安时期，党要求党员在言行、事业、品质上具备良好的修养，是品德教育的好书。

    少儿时，有关品德教育常与生活言行结合，内容浅显通俗，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理念，如今推敲，这些理念就是人生修养中的元素。所以，修养是源自心灵的善良。

    当今社会，不良现象五花八门，大有坑蒙拐骗、黑恶势力、食品危害、破坏生态；小有乘车霸座、浪费粮食、假冒伪劣、以强凌弱等，这些现象的产生，说到底都与个人修养有关。网上有两则故事：一是去年初，正当我国疫情处在严控阶段，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女性回国后在北京某小区跑步，不按规定佩戴口罩，被纠正时仍傲慢无理、谩骂吵闹。事后，听说她被限期离境，她工作所在的企业也将其辞退；另一故事，有一白领丽人应聘某家大公司，“过关斩将”进入到董事长面试一关。喜悦中，她带孩子先一天来到公司大楼前的公园，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她与孩子闲坐在靠椅上吃着零食，包装纸、干果皮散落一地。此刻，一位老者过来扫去垃圾。女士在老者转身后对孩子说，看！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像他一样只配扫地。老者回望一眼，摇头而去。第二天，女士满面春光接受面试，当她与董事长对视时，发现竟是前日在公园扫地的老者，女士的惊讶与羞愧不言而喻，应聘结果不再赘述。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瓜果飘香的金秋，甘肃兰州“兰洽会”上来了一批日本商人。开幕式结束，商人希望按自拟的日程活动，组织上便让我陪同。通过一周的接待，他们的两个好习惯令我赞赏：一是守时。无论集合出发，还是会议讨论，他们绝对遵守时间；二是厌恶浪费。

    我国的古圣先贤很注重修养教育，“仁义礼智信”作为华夏民族的做人准则，已经传延数千年，这种理念在东南亚多国也被认同。仁，倡导做人需有悲悯的情怀，人与人之间要有关爱、和谐、合作的态度。个人幸福不能建立在牺牲他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义，倡导做人需有底线，敬畏法律，遵守制度。在义与利面前，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守得住道德原则；礼，倡导做人需有礼让和自觉遵守制度的品行。中国人常以低垂的谷穗来赞誉稻米、高粱、谷子的成熟和饱满，来比喻学问深、本事大的人谦逊和礼让。有一年北大开学，一新生在寻找宿舍途中他内急。忽见一长者仙风道骨，迎面走来，便央求他照看行李。新生返回后，谢过立于行李旁“尽职”看护的长者。

    第二天开学典礼，新生在主席台上发现为他照看行李的长者，方知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智，倡导做人需有追求知识，增长智慧的价值取向，所谓观一叶而知秋，就是让人在学习过程中增强趋利避害的判断力。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美德即知识”与我国名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近似。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上，才能筑牢人类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而那些以强凌弱、强横霸道、不敢担当的人，往往外强中干，无需考察就知晓是不善学习的无智之人；信，倡导做人需对承诺的守信和尊重，简而言之，就是说话要算数，言而有信。

    《易经》是我国更早涉及修养教育的著述。千百年来，不少人认为《易经》是算命的，其实《易经》是一部做人做事的人生手册，是人生的行动指南。《易经》要求人类需按天道行事，符合天道者则吉，反之为凶。吉或者凶只是事物发生的结果，如何趋吉避凶，全在做人的修养。

    民国时期，我国品德高尚的学者众多。如胡适、傅雷、梁启超、梁实秋、陈独秀、季羡林等，他们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谦卑礼让，并且有极好的自律和修养，这种“智者不惑”的精神让后人永远敬佩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