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最末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当前乡村面临人口老龄化、空心化和群众诉求日益增长等问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因此，形成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发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势，提质乡村治理效能，是现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三治融合”下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和社会功能互嵌，在国家权力、资源让渡下沉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治理原有的自治、法治、德治要素得以递嬗。从乡村治理的发展进程来看，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正视和厘清。

    （一）自治主体缺位参与度低

    由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倾向性流动，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乡村逐渐空心化、老龄化，基层乡村常住人口下降，使得乡村自治主体缺位。且留守村民大多年龄偏大或文化素质偏低，对乡村自治理解不深，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降低了乡村自治效能，局限了自治深度。

    （二）法治贯彻不足意识淡薄

    一方面，乡村人口锐减致使乡村治理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且断层，法律人才短缺，在乡村治理依法行政过程中容易出现主观随意，乡村治理法治化贯彻不彻底。另一方，面年龄结构和法律知识素质限制，村民法律意识欠缺，主动获取基层政府相关政策能力不足，政府和村民之间“不合拍”，这也成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绊脚石。

    （三）德治传统式微功利盛行

    一是德治是非正式治理方式，缺少衡量的大众标准和惩戒的手段，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公德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势弱。二是现下社会功利浮躁，“人情”和“私德”现象普遍存在，不断挑战道德标准、乡土文化和公序良俗。三是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使得传统道德权威的影响力日渐削弱。

    二、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当前形势下，基层民众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加强党建引领，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打造阵地搭建平台 激发自治参与力

    一方面，发挥区域化党建优势，串联现有的区域内基层党建服务中心，把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有机链接，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共治阵地，为基层群众自治提供坚实后盾；另一方面，可开拓基层村民参与治理渠道，充分利用现有自治平台，如“议事厅”“圆桌议事”“微清单”等。此外，也可搭建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建立基层村民参事议事制度，对群众的合理诉求，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尽快解决办理，从而激发基层村民自治活力与参与度，合理引导基层村民参事议事。

    （二）引入人才宣传教育 强化法治保障力

    以标准化党建助推规范化建设，优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机制，夯实基层基础。例如，标准化党建搭载原有的“网格”向基层延伸，为基层乡村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引入法律人才，招聘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乡镇干部、基层社会工作者、村官等。也可对接相关职能单位、机构、社会组织等，例如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室等，为区域内居民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对基层干部持续开展集中轮训，统筹抓好基层干部、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加法律相关培训比例。另外，对村民也要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利用宣传栏、分发普法小册子、组织讲座、观看宣传片、法律小品等多种形式，让村民信法、学法、用法。

    （三）树立榜样奖惩分明 提升德治软实力

    在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凝心聚力、互助共进的良好乡村生活氛围；树立党员标杆、道德模范、优秀基层干部等，推行实施“亮身份”措施，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使农村党员干部成为维护片区稳定平安、民风文明和谐的重要力量；建立道德红黑榜，开展“道德评议”，对村内的好人好事、违规越矩的人事，随时记录、定期公开、及时提醒、年底汇总。对成绩突出、正面力量的进行嘉奖，同时对违约较多、屡教不改的列入黑榜，在政策扶持、贷款授信、公益岗位等方面给予限制，充分发挥道德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以德治孕育乡村道德新风尚。

    作者系区委党校教育科 张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