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平

    几十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从贫乏逐渐走向富裕。以生活日用品和交通工具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时追求的是“三件一响”，即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七八十年代，新婚家庭向往的是“三电一响”，即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摩托车（以后年代，摩托车换成了汽车）。这些生活日用品和交通工具使用时间长了，都需要修理，而且那些年代是修修补补的年代，能修的尽量修，不买新的。于是应时而生的修理行业也逐渐兴起。

    当时在城区有一家属二轻系统的日用品厂，这个厂建厂初期不生产批量产品，专搞修理服务，有修钟表、修自行车、修收音机电视机、修棕棚弹花的，还有修锁、修钢笔、修手电筒、修伞刻印章等十多个行业。

    修理要有场地和门店，当时的日用品厂在原新桥头开设了自行车修理铺，在直街和大桥桥畔也有多家修理店。这些店铺装修简单、设备简陋，但因修理师傅技术高超，维修质量好，除城区外，附近乡镇的人多会上门求修。自行车修理铺有七八个修车师傅，有时还忙不过来。惠政路上的钟表修理店最多时有十多个师傅和徒工，还在莼湖镇上开设了分店。

    当时社会上崇尚学技术，日用品修理技术性较强，新入门者都要拜师学艺。修钟表修家电是最“吃香”的，符合招工条件的还要找关系才能进去当学徒。不要以为修钟表是轻松活，其实很费精力和视力。且好学难精，要成为技艺精湛的修表师傅，非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修钟表不仅要靠眼力、手法技艺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打开表盖，里面的零件精密细巧，游丝比头发丝还细，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我见过钟表老师傅用一只眼睛的上下眼皮夹住高倍数放大镜，把头埋在表芯上，用专用工具拉直游丝，一圈一圈地缠绕，干得额头上全是汗，确实很费精力。在表内调整表芯、除锈去尘、去油渍，也要小心翼翼，精心操作。修理台钟挂钟，又要用巧力。先稳住齿轮、发条和弹簧片，然后拆装下来修理。有些零件还需要焊接、锉磨。零件安装时间隙要适当，不能有一点歪斜，这些都是精细活，必须严谨专注。

    修（做）棕棚床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从将棕丝搓成棕绳开始，要经过穿线、编织、紧固等十多道工序，全是手工操作。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将棕绳拉紧，将松弛的棕棚修复。修（做）一张棕棚床，往往需要连续站立十多个小时。因此，上年纪的棕棚师傅腰都不好。修棕棚的师傅一般都兼做弹棉花（胎）。旧棉胎重新弹，需先除去表面的旧纱线，然后在布满钉子的铲头上把旧棉花撕松，再用四尺左右长、用牛筋作弦的弯弓弹。“嘭、嘭、嘭”，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一堆旧棉花渐趋疏松。接着，弹花师傅将棉絮用棉纱纵横布成网状，再用木制圆盘压实，这样才将一条旧棉胎翻新成了松软平实的新被褥。从早到晚，一个熟练的弹花师傅也只能修复或新做一两条被褥。其劳动强度可不小。

    办厂开店均有“道”。这个“道”就是客户至上，服务周到，保证质量，价格公道。修理师傅遵循这些“道”，用匠心精神对待每一件工作，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让顾客满意。对修理价格实行明码标价，使顾客放心。新桥自行车修理铺这家当时全县最大的修车店，墙上张贴着修理配零件价目表，有专职出纳收款。因修理质量好、价格合理，不少顾客舍近求远，从乡镇赶来修车。

    “老底子”的修伞、修钢笔、修手电筒、修锁配钥匙这些“老行当”，也承载着上一代人的乡愁和童趣。钢笔在旧时代曾风光荣耀，是身份和文化的象征。在钢笔上刻字也曾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花凉伞、电光灯（手电筒）时髦实用，坏了也舍不得丢掉，想修修再用。修钢笔师傅为使损坏的钢笔重获新生，精心地在磨损的笔尖上点上铱金，将阻塞的墨水管修复疏通。修锁师傅仅用老虎钳、锉刀及一些自制工具，将坏掉的各种锁修复，配上钥匙。这些都需要修理师傅认真细致、专心致志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朴实的手艺人，都把修好每一件用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敬业、精业、厚德至诚的精神，代表着一种执着，一种纯粹，一种信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日用品修理行业逐渐萎缩，但仍有坚守者和继承者。当年日用品厂的一位修表青工，退休后还在修钟表。一次我去她店里换表带，她对我说，她甘心与时间打一辈子交道，图的不单是钱，而是一份情感。只要社会还有需求，身体还行，就会一直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