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信胜

    现在不仅是年轻人，就是年长的人也很少写信。想起小学时期老师教我们写信的事，至今值得回味。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正在读二年级，老师要求我们写信。当时，收信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邮政人员”是学校选取的几名高年级学生。这些“邮政人员”除了要负责“销售邮票”、送达信件，还要检验信封的规格和信封上文字的书写格式。学校规定，每张“邮票”要用毛笔工整书写20个大字或50个小字“购买”，每名学生每周至少要寄出一封信。学校这样做可谓是煞费苦心，既培养了学生练习毛笔书法的习惯，又能提高学生写信和社交的能力。

    老师耐心教我们写信。老师说，开头要顶格，以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如是长辈，要写上“敬爱的”“尊敬的”并加以称呼；接着写这封信的主体，即主要内容；最后是祝词，祝词也要顶格；然后空一行或几行，署上写信人的名字。写信人署名的位置，至少要在信中全行的三分之一之后，为了表示谦虚，对老师或长辈可先写上“学生”“晚辈”等，再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姓名。对待平辈或晚辈，可以随意些，不写姓直接签上本名，或用对方对自己的称呼就行。

    老师还教我们如何做信封和写信封。考虑到经费支出，老师提议用废纸做信封。信封的正面书写一般是三行，第一行写收信人的地址，第二行写收信人的姓名。这里要注意的是，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是对邮递员来说的，第三行才是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就是说，“请邮递员将这封信送到某个地方某名同志（先生、女士）手中”。老师要求每封信的信封上都要写本人的名字，以便学校随时检查。

    我的老师真的相当敬业。当时学生周末放假一天半，每逢周六中午，全校师生需要照例集合，由值班老师讲评本周信件及其他情况。如有调皮的学生，信中内容不健康、不规范或不认真，就要被批评；有未贴邮票的，要留下来，完成任务才能回家。有一次，我也被老师点名留了下来，原来前几天，我在“邮政处”投信时，刚好“邮递员”不在，我等不到人，就匆匆用唾沫将“邮票”一贴，投入了信箱。到周六时，邮票当然不在信封上了，无奈只好留下来付出“唾沫当浆糊”的代价。

    记得大概在1955年的春天，老师要求每名学生给在朝鲜的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现在，我已记不起当时自己写了点什么内容。同年5月，我意外地收到一个名叫王绍祥的志愿军叔叔给我的回信，他的字迹十分工整，他称赞我的信“写得不错，内容很好”，他“看了好几遍”。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挂上红领巾。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封珍贵的来信。

    前人曾将书信比作“鸿雁”，大概书信像鸿雁那样穿梭于人间吧。唐代诗人杜甫曾在“烽火连三月”的战乱中，感受到“家书”的重要，这的确能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抵”上“万金”。一封书信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安慰是无穷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多用书信与远方的亲人联系。

    由于本人不善言词，笔谈更能弥补我在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周边常有人要我为他们写信，说我能写出他们想说而说不出的意思。归根结底，这归功于小学时老师的教导和训练。

    随着通讯事业的日益发展，写信几乎成了历史。不过，人易恋旧，写信能表达话语不能完全表达的意思，偶尔，我还是忘不了“重操旧业”，用笔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