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宁波有个人数不少的小小说创作群体，其中好几位作家表现不凡，引人瞩目。蒋静波是其中一位。连续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创作。

    在述评2022年度浙江省小小说时，读到蒋静波的《蜜蜂的理想》（《天池小小说》2022年第1期，《小说选刊》2022年第4期）、《一位婆婆叫芦花》（《百花园》2022年第1期）等作品，眼前一亮。马上联想起两位经典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雷蒙德·卡佛《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海明威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是从叙述语言层面称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为省略，用“八分之一”去表现“八分之七”。简约派卡佛认定海明威是自己的文学师父。小小说由于受体量限制，须以独特的方法整体性处理素材。

    卡佛的《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是一篇小小说。写了一个女人失眠，跟邻居交流，看见了最细小的东西：晾衣绳上的衣夹，草丛中的鼻涕虫。隐去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邻居山姆和她丈夫的友情故事，一个是她与丈夫婚姻生活的故事。卡佛唯有在这种规模的小说里，像被夜色笼罩一样，隐藏了相关的故事，只写男女交流的故事，而且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这正是小小说要做的事儿。

    阅读蒋静波的小小说，我仿佛看见水面的冰山一角，并且能感到水下宏伟的底座。小小说作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表达世界的方法，应是整体性地处理显与隐、小与大、实与虚的关系。相配套的是对细节的特别的珍视，像卡佛那样“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那有意味有容量的细节，成了内在有机的核心。这正是小小说显著而独特的文本特征。

    近两年，蒋静波像一位辛勤的园丁侍弄花圃，专注于花儿系列的创作，多为童年的视角。百花争艳，说的是花，写的是人，平凡人的生命如花儿绽放，花与人互为映照，那是文学审美之花。在《蜜蜂的理想》中，有蜜蜂必有花儿，作品却隐去花儿的故事，只字不提花儿，只讲了一个蜜蜂的故事：蜜蜂与男孩。我念小学也写过作文《我的理想》，我长大了也当过教师作过家访，因此，我能够与作品里的两个主角共情。我关心的是小男孩小杰的作文怎么写？小杰先写了一句：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理想。老师批评并家访。作为读者，我从小学生转换成了教师：跟我当年家访会出现什么不同？小男孩的奶奶拿出防蜂帽，而小杰追着蜜蜂出场（人物怎么出场很有讲究）。那是蜜蜂的世界，也是花儿的世界，但作者偏偏只字不提花。于是师生的角色转换：小杰教老师关于蜜蜂的生活，还引出教师被蜇的记忆。记得当年我家访，也是惊奇学生家里的各种地上的动物，学生也传授动物的知识（尤其是一只白鹅）。而蜜蜂更是文学青睐的小生灵，它会飞，飞到教室；蜜蜂的理想也是小杰的理想。蜜蜂带来灵感，小杰终于补上了作文结尾一句，是蜜蜂的回应。同时，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我的作文，写过就忘了，因为贪大而悬空，不接地气。

    《一位婆婆叫芦花》则是采用小女孩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她与叫芦花的婆婆的关系。作家有一个职责：命名或正名，从而拨乱反正，归本清源，消解歧视。过去村庄传统的称谓习俗，把娶入的女人称为阿根家的或阿根嫂，她真实的姓名被遗忘，以致香港的亲人来找，村里人不知有个叫王芦花的女人。于是，婆婆为自己正名，由“我”这个小女孩开始，叫了，有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村里的婆婆纷纷效仿正名。这是一种女性集体的抗争。这是一个关于正名的故事，隐去了另外两个故事：香港亲戚的故事，死去的丈夫阿根的故事，以及对小女孩成长的启示，还包括涉及传统的歧视，构成了正名的“冰山一角”下边强大的“底座”。正名这件小事牵一发而动全局。

    就小小说发表和转载篇数而言，蒋静波和另一位宁波作家岑燮钧为浙江省最多。而且，保持着相当的水准，有上升势头。精品可遇不可求，是在写作中偶得。经典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所谓灵感在写作过程中能够不断闪现。所以，唯有阅读、阅读、再阅读，写作、写作、再写作。阅读与写作构成了作家的“冰山底座”，精品仅是“冰山一角”。小小说如水珠，要聚合到一定的流量，才能形成溪或河，精品是浪花。当然，每个作家都会出现创作的“大年”或“小年”。希望蒋静波从“冰山底座”中，呈现更多的“冰山一角”，在潺潺的溪河中，涌现一朵朵美丽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