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其中，“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最为引人关注（１月１６日《宁波日报》）。

　　“考察”系领导干部选任的第一道环节，只有被列为考察对象，才能获得提拔升迁的机会。在６条“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高压线”中，“裸官”位列其中，显得意味深长。这无疑是出于防范腐败特别是贪官外逃的考虑，只有限制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们的升迁之路，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

　　“裸官”传递出非常消极的信号，对其不予提拔升迁的规定，既符合现代政治伦理，也符合民意呼声。只不过，这样的监管力度，仍嫌不够。一律不得提拔的规定，对那些从未打算外逃并且指望在仕途有所发展的“裸官”更为有效；而对那些确实准备“先裸后逃”的贪官而言，反而没有约束力———既然准备外逃，就已放弃仕途，纯粹只为弄权捞钱，而要捞钱，不提拔照样能实现。

　　所以，“裸官不得提拔”充其量只是警醒“裸官”的一种方式，至于防范“裸官”外逃，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监督“裸官”必须关口前置，让其从开始“裸”的那一天起，就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如果“裸”是官员的一种权利，那也必须站到公众面前彻底地“裸”。三年前，我国就启动了对“裸官”的登记管理，相关部门明确表示会对其进行“特殊管理”。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看到“裸官”的登记信息公开，所谓“特殊管理”也没有具体的举措公布。相比监管“裸官”的文件和“裸官”申报的制度，我们其实更缺内部监管向外部监督的拓展———“雪亮的群众眼睛”啥也看不见，让“裸官”多了从容少了忧惧。

　　对“裸官”的仁慈，就是对公众的残忍。“裸官”不仅对公共利益具有潜在危害，要害部门出“裸官”更会直接影响决策。因此，监督“裸官”不能止于“不得提拔”，必须真正将其关进笼子。哪些官员是“裸官”，为什么会“裸”，境外有多少资产，“裸官”的类似信息不应该被当作秘密。唯有构筑起全方位的立体监管，“裸官”才没那么容易好当，“裸官”才不至于屡屡成为贪官外逃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