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各地陆续交出“停建楼堂馆所”、“清退超标办公用房”成绩单。据记者调查了解，一些地方的整改行动变成“糊弄上级检查的工程”，比如采用打隔断的方式，将超标办公室隔开，一部分仍做领导办公室，其他部分则改为“不计入办公面积”的会议室、接待室、储藏室等，实际上仍归领导使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次整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要警惕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１月２２日《新京报》）。

　　去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建楼堂馆所，各级官员严格按国家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超标配置的办公房要清理、腾退。汪玉凯教授认为“整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言非虚。这次整改堪称史上最动真格、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各地各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但是，一些地方的整改仍存在形式主义、投机取巧、打擦边球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超标办公房“腾而不退”，清理出来的办公室落锁闲置。而像打隔断这种方式，不仅换汤不换药，且造成极大浪费———正如新闻中说的，大办公室隔断成小办公室后，原有的大办公桌、大书柜放不下，只能重新购置，加上隔断时使用建筑材料和支付人工费，反而多出一大笔开销。这样的所谓“腾退”，显然与中央要求的初衷背道而驰。

　　坦率地说，出现这种形式主义问题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当豪华办公楼“木已成舟”，当超标办公室“生米煮成熟饭”，再来进行纠正、清理，何其难哉！且不说有些地方和部门决心不够，即使诚心清退，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和尴尬。比如，面积超标的办公室不隔断又怎么办呢？让多名领导合并办公未必现实，而且可能相互影响工作。再比如，一栋大楼腾退出一部分办公室，没法拍卖，对外出租则存在管理难题，不落锁闲置又该怎么办？新闻中一名官员的话很有代表性：豪华办公楼已成负担，整改起来很费劲，早知道如此，当初就不建了。

　　是的，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当初为何建了那么多或豪华或超标的办公大楼。早在１９９９年，原国家计委就制定发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省级正职、副职办公室面积分别为５４平方米、４２平方米，正厅、副厅分别为２４平方米、１８平方米，处级为１２平方米。此后十多年里，有关部门又陆续发布了１０个有关政府楼堂馆所管理文件。可是，在这十多年里，有多少官员的办公室面积真正符合标准？违规占用办公房的官员受到了何种处罚？文件发了一大堆，但都成了挂在墙上的“纸老虎”。没有严厉问责，没有切实整改，在这种“反向激励”下，一栋栋豪华办公大楼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超标使用办公房由此变非为是，直至成为一个积重难返的顽症。

　　而这正是需要追问和反思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就因为过去十多年在楼堂馆所管理上的形式主义，才造就了今天部分地方和部门腾退超标办公用房的形式主义，就因为过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责不究，才导致了今天的尴尬、被动和浪费。很多领域，我们从来不缺少规定和禁令，缺少的是刚性执行和严厉究责。无论什么问题，不要等到“木已成舟”再去纠正，不要等到问题积重难返再去解决，这是我们从办公房“腾退难”中应当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