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芬

    在严歌苓这次文学创作之前，《毕业歌》是一首著名电影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出现在影片《桃李劫》中。值得一提的是，《桃李劫》最早上映于１９３４年，男主角就是宁波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这首歌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慷慨、豪迈，而今听来，依然能令人想见那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严歌苓的小说《毕业歌》便是从一群爱国青年的人生轨迹出发，阐释“少年强，则中国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理念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上世纪３０年代的老上海为背景，写一批出自不同家庭、接受过不同教育、有着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因历史的因缘际会，在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局之中并肩而行，同仇敌忾。

　　主人公王沐天是个富家少年，他仇恨侵略者，同时又对家人在艰难国事下“不痛不痒”的态度大有意见。于是这个精力过剩的少年，只好成天和伙伴一起靠戳日本人的汽车轮胎、偷偷散发画着妖魔鬼怪般日寇形象的漫画传单来“抗战”。直到有一天，堂姐“桑霞”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那是个美丽的南洋姑娘，身上有着截然不同于上海女孩的明朗朝气。起先，她的所有表现都自然得体，天衣无缝，不过，在“工作”过程中，她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但凭着智慧、勇气和爱国的热忱，她依然赢得了和她其实毫无血缘关系的长辈们的信任与关爱。王沐天也开始跟着她做一些“事情”，王沐天渐渐发现，这是一些更为有意义的事。

　　严歌苓的作品条理非常清晰，既有明显的情节主干，也不忘借助“旁生枝节”来烘托战乱时代的真实氛围。一方面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一方面是人心惶惶，各种暗探、间谍于十里洋场的角角落落隐秘出动。不同心态的中国人在这存亡之际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比如王沐天说沉浸在小儿女情调中的姐姐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惹得一向宠溺儿子的母亲朱玉琼大发雷霆。“谁是商女？”“谁不知亡国恨？”朱玉琼的“发飙”有着极为真实的情感基础。没有一个中国人甘愿当亡国奴。这个失去丈夫的中年女人，膝下是一个时常癫痫发作的儿子和一个未出阁的女儿，身后还有一个貌似堂皇其实摆满赝品古董的大房子。她也有不平和仇恨。儿子对她的不满恰恰是朱玉琼内心最痛苦的所在———抗战，抗战在当时绝大部分的百姓眼中何其困难！方式不当，自己和家人都要罹难。而那个看上去手眼通天的“三伯伯”就完全是当时另一类型中国人的代表了。他头脑精明，思路清爽，人脉广远，很多时候有些“明哲保身”。他一生爱慕朱玉琼，终身未娶，将王沐天视如己出。为了这份感情，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一次次帮桑霞他们运送药品。他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也知道自己难以救国，可他要竭力保住那个他所爱的“家”，一个他触目能及的家。对三伯伯这样的人物你可以不欣赏，却实在难以苛责。至于身手矫捷的贺晓辉和为重建中央飞机制造厂留美归来的航天学博士洪望楠，在当时还没有特别明晰国共冲突前，他们虽知自己分属不同阵营，但在抗战局势前，还是殊途同归，甚至舍死忘生地相互救助。这种自发的情感真应了那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话。此外，乱世纷离间，这群热血青年仍不免有那个年龄段对私人情爱的片刻踌躇，这种懵懂的、欲说还休的细微情感被作者诠释得无比深切和纯净。不过他们最终将个人情感搁置起来，选择了那份对祖国的更为深沉、澎湃的情感，这种情感涌动于小说的始终，激越、隽永……

　　《毕业歌》足有３０万字，但是末页却赫然写着“待续未完”。笔者揣度，严歌苓是希望能写一部厚重的历史长篇，而这样的作品要高质量地完成，势必需要时间来进行砥砺，只有在慢慢的回溯中才能描摹出真正感人肺腑的家国情仇。《毕业歌》一定还有第二本，也许还有第三本。我相信，作为华人女作家的严歌苓会在２０１５年抗战胜利７０周年之际给自己的祖国献上一份文学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