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珏 冯昭逢 冯昭逵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４８年了，我们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

　　父亲待人真诚、坦率、热情、宽容，他在外面是如此，在家里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从未见过他和母亲之间有过争吵，他对我们几个子女也是和蔼可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昭逵因为在天津参加挖海河淤泥的劳动，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此后养病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省吃俭用，将家里仅有的少许鸡蛋、猪肉留给儿子吃，他们自己则用酱油汤、咸菜下饭。

　　１９４４年，昭珏１０岁，他亲眼看到日本宪兵闯入我家，带走父亲，那种可怖的场景连６岁的昭逢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事后得知日本宪兵要抓的人是父亲的好朋友楼适夷。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却不肯招供楼的去向，最后被周建人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为此，楼适夷挥写《忆仲足》（仲足是父亲的字）一诗：“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１９４６年父亲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１９４７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大伯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长期接待和掩护沙文汉、冯定、孙冶方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父亲主编的《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和他在抗战胜利后参与重建的《世界知识》都是地下党领导的报刊。上海解放前夕的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世界知识》接到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公文，称该杂志内容反动，有碍社会治安，勒令停刊。在事先得知风声之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而是住进好友毛之芬（余姚人）的亲戚、建筑家毛子尧的宅子。

　　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我们经常看见母亲在二层楼独自远眺窗外，从浦东方面传来阵阵枪炮声。“妈妈，你在看什么？”听到我们的问话，母亲侧过身来欣喜地说：“你听，那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同年的５月２７日，多日不见的爸爸突然兴奋地跑回家，赶紧给朋友打电话：“上海解放了！”

　　新中国诞生后，《世界知识》杂志社于１９５０年迁京，我们全家也到了北京。在那段时期，父亲又要编杂志，又要写文章，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他忙碌着，也快乐着，不知疲倦地工作，当我们都入睡后，父亲往往写到深夜两三点、三四点，倒到床上立刻酣然大睡。

　　父亲喜欢“高谈阔论”，听父亲聊国际形势，成了来我们家的客人最感兴趣的事情，赵朴初伯伯的一句诗“每忆高谈惊四筵”，非常逼真地描绘了父亲的这个特点。当然，父亲也会在书房里与个别来客深谈，比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早在解放前与父亲就是亲密战友了，还有我们的大堂兄冯彬，从解放军报社调到新华社，搞国际问题，与父亲成了同行，经常来与父亲交换信息。

　　１９６３年初，父亲因为腹泻，去北京医院看病，几个月仍然未见好转，外交部领导为此派了医生、护士各一名，让他乘飞机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患有直肠癌，立即返回北京医院手术，动手术的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大夫，也是民进成员，他为父亲保留了肛门，得以免除做人工肛门的痛苦。

　　“文革”开始，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又发现癌转移到肝部，不久就出现腹水，每隔数日就需要抽去。然而，当造反派闯入我家要在卧床不起的父亲床头贴“打倒某某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大标语，而昭珏愤怒地撕下标语之际，父亲坚持要昭珏将标语重新贴上，说“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可是，父亲真正生气的是，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杂志居然被诬蔑为“卖国杂志”！

　　由于病痛和心痛，父亲往日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只有呻吟和叹息……在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的前一晚，昭逵从清华大学返回，父亲的眼睛顿时一亮，喃喃自语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他知道这次入院是不可能再回家了，此刻他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对家人的依恋之情。那时此曲被列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红卫兵听到，将是一场灾难。为满足父亲的愿望，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去庭院‘放风’作巡逻；昭逵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进行清理……当旋律从昭逵手指和弓弦之间抑扬顿挫地展开时，我们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它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们和父亲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依恋，又是那么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每人都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遗憾的是音乐带给他的享受是如此的短暂，而让我们欣慰的是，父亲终于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最后一次聆听到自己喜爱的乐曲。

　　那年１１月３０日，年仅５２岁的父亲带着病痛与心痛离开了人世。由于正值“文革”期间，外交部个别领导人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个别同事只能悄悄地来到北京医院与父亲告别。１９７９年３月，外交部隆重举行了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追悼会，《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在“文革”期间停刊的《世界知识》终于在１９７９年再次与读者见面，这份由胡愈之在１９３４年创办的国际问题杂志将在今年迎来８０周年。

　　父亲有很多“交情生死赖相知”（赵朴初语）的“铁哥们”和“铁姐们”。父亲与他们的情谊也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比如昭逢成了孙冶方的干儿子，在外地工作的昭逢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看望孙伯伯和洪克平阿姨，也必去南小栓胡同看望赵朴初伯伯；昭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版著作，雷洁琼阿姨慨然答应题写书名；父亲与乔石在上海接触的时间不长，而当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之际，乔石叔叔很快就把题写的书名寄给了出版社。

　　今年的３月１２日，是父亲诞辰１００周年，写下这些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作者为冯宾符长女、二子与幼子） 

　　编者按：今年３月１２日，是宁波籍文化名家冯宾符诞辰一百周年。冯宾符，慈城望族之后，著名书法家、文史专家冯君木之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复社，主编《译报周刊》，参与翻译斯诺《西行漫记》。历任上海《联合日报》总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联合晚报》主笔，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司专员，民进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有译著《战后苏联印象记》、《世界政治》（合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