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其理由大概如下：一是它抬高了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二是余额宝是典型的“金融寄生虫”，没有经营风险却获暴利；三是像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但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２月２２日新华网）。

　　作为一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通过余额宝，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无任何手续费。各种类似余额宝的金融理财产品，确实无助于降低实业成本，但将拉高实业成本的罪名强加在其头上，也是很荒谬的。因为恰恰是主流的金融企业没能很好地承担“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责，余额宝们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日本确实没有余额宝，就是最善于创新的美国，也没有余额宝。原因并不是这些国家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而是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余额宝们生存的空间。日本在１９９４年就已经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更是在１９８６年就已完成。利率市场化之后，其共同特点就是实际利率与ＧＤＰ增速基本趋近。余额宝们出现的最大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倒逼我国利率市场化。

　　余额宝们本质上都是货币基金。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基金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通胀功能。如果没有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币值稳定，不仅货币基金不会吃香，黄金、债券、分红保险等保本产品也不会热卖。

　　按照常理，在利率管制之下，货币超发，最受益的本该是实业经济。然而，数据显示，我国新增的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绝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少数的大中型企业、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以及银行间市场。实体经济特别是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这些问题长期存在，显然不是余额宝们造成的，而应该从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身上找原因。市场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余额宝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为百姓提供了一个比银行更方便、预期收益大于银行利息的现金管理工具。

　　虽然钮文新主张取缔余额宝的理由有些牵强，但他提出金融创新必须有标准，必须符合中央关于“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则是非常正确的。这也再一次提醒，金融决策如何真正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主旨上来。不是让金融回归根本任务，市场要素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是简单取缔用户量不断增加的余额宝们，既不现实，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积极效果。相反，更务实和正确的做法是，对它加以引导、规范和监管，使它能更好地为百姓理财和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并倒逼传统金融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