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严子陵》

《五月杨梅红》

　　赵淑萍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浙江省第十二届戏剧节上，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参赛剧目《五月杨梅红》捧回最高奖———新剧目大奖。此前，该剧目还获得浙江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新编姚剧历史剧《严子陵》在余姚泗门镇影剧院首演。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姚剧这几年有这么一个现象：一部戏刚获奖，另一部戏就接踵而至。每一部戏的节奏都是三至五年。从立项到剧本创作、舞台排练、演出，经过多次论证、修改，经受了各方检验。而且，在一个剧目搬上舞台时，另一个剧目已在酝酿之中。如此稳扎稳打从容不迫，怪不得有专家称赞“余姚抓戏有章法”。

　　最近十年，姚剧在文艺精品创作上，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续四次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在最近三届省戏剧节上，实现了剧目大奖三连冠，而且名次相当领先。

　　从姚剧的不断推陈出新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传统剧种旺盛的生命力。

　　被称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的余姚，不仅有悠远的河姆渡文明，明清时期更是占领着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姚江文化有着特殊的魅力，包括戏曲。余姚曾是宋、明时期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的发祥地。姚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它的前身，是“余姚滩簧”，又称“鹦哥戏”。１８世纪上叶，它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冬冬”等民间说唱艺术中脱胎而出。它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草根”，它浸淫着浓厚的乡间气息，俚俗、直白，于插科打诨、滑稽幽默中呈现出一种民间的智慧，深受民众喜爱。有话说：“看了滩簧班，男人忘记落田畈，女人忘记进灶间。”清末，余姚滩簧在上海茶楼、游艺场形成演出高潮，鼎盛时有５０余个姚滩班社。当时，余姚滩簧和同属滩簧腔戏的上海本滩、宁波滩簧一样，演出剧目大同小异，有七十二小戏，如《打窗楼》、《卖草囤》、《秋香送茶》、《双落发》等。后由于时局不稳，上海沦陷，同时也由于姚滩内容陈旧，不像上海本滩和宁波滩簧那样进行自身改良（移植剧情复杂、人物众多的“时装大戏”），从而被淘汰出上海滩。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姚滩班社在余姚地区仅剩寥寥数家。

　　新中国成立后，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改戏、改制、改人”，举办艺人学习班。１９５３年，余姚滩簧小组成立。于是，靠着一把破二胡、一副夹萝担行头，余姚滩簧重新起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余姚滩簧小组”跃升为集体民营制专业剧团“余姚姚剧团”，余姚滩簧定名为“姚剧”。从此，姚剧走上一条不断探索、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道路。在半个世纪的风云中，姚剧经历过“文革”的劫难，经历过市场的挑战，但是，一次又一次，在曲折中前行。一方面，一代代姚剧人去芜存菁，保留、改编、移植了一些传统剧目。另一方面，立足现实题材，发挥地方戏曲优势，涌现了如《玉兰拜寿》、《搭壁拆壁》、《红灯志》、《雷锋》、《焦裕禄》、《烦恼的喜事》、《传孙楼》、《龙铁头出山》、《鸡公山风情》、《女儿大了，桃花开了》、《兰花女》、《母亲》、《五月杨梅红》等一大批现代戏。同时，还有《强盗与尼姑》、《沙场泪》、《王阳明》、《严子陵》等历史剧。

　　在姚剧的发展中，有一个个重大的转折点，有一幕幕辉煌的记忆。

　　１９８４年上演的《强盗与尼姑》可以说是姚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戏由身残志坚的剧作家黄韶编剧，导演为徐玉虹。这是一部艺术品位相当高的的历史剧，完整、严谨，有思想意义。姚剧舞台上出现了革命先驱秋瑾、鲁迅和王金发的形象。王金发个人的悲剧命运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妥协性。曲折动人、悲欢聚散的爱情传奇和残酷的政治斗争纠结缠绕，情节丰富，引人入胜。该剧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共获１３项１８个奖。作为县级剧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短短两年间，该剧一共演出１４９场。从宁波出发，经绍兴、杭州、上海直达京城，一路好评如潮。

　　１９９０推出的现代戏《传孙楼》，又将姚剧推向全国。该剧由张金海编剧，徐玉虹导演。一个以农村计划生育为题材的戏，轻松、幽默、寓教于乐，不同于类似题材生硬的说教。１９９１年，该剧作为浙江省唯一入选剧目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同年，《强盗和尼姑》、《传孙楼》两部戏晋京参加辛亥革命８０周年和鲁迅诞辰１１０周年专场演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剧目成功演出的消息和实况片段，《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１０多家媒体也相继报道。

　　姚剧人忘不了，轻喜剧《女儿大了，桃花开了》曾在华东地区８所高校巡回演出，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也为这全然陌生的地方剧着迷。《母亲》演出后得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肯定，被称为“一颗艺术催泪弹。”《王阳明》奔赴台湾演出，得到热捧，省文化厅专门作出批示，表示祝贺。主演寿建立曾风趣地说：“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也过了一回明星瘾。”

　　至今，姚剧一共上演了２７０多个优秀的现代戏，在历届浙江省戏剧节、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乃至全国现代戏调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国戏剧节比赛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有近十台现代戏获浙江省文化厅颁发的演出超百场奖。

　　作为长期坚持编演现代戏的县市级剧团，姚剧紧紧抓住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它扎根于农村、山区，反映农村生活，牢记自己的源头。如《传孙楼》反映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艰难，《龙铁头出山》讲农民闯市场，《鸡公山风情》将目光对准了山区脱贫。《女儿大了，桃花开了》涉及农村环保，里面还出现了大学生村官，时代意识非常鲜明。《母亲》则提出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引起了为人父母者的共鸣。同时，姚剧一直致力于提高综合艺术质量，努力追求音乐美、画面美和文学美，追求文化底蕴和格调，如历史剧《沙场泪》、《王阳明》和《严子陵》。

　　２００７年６月，姚剧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年底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单。

　　姚剧的传承离不开戏和人。看戏，有时候就是看角儿。而姚剧的传承中有三个代表性人物，那就是三任团长黄承炳、沈守良和寿建立。他们个个是响当当的角儿，是剧团的顶梁柱，是姚剧各时期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茬茬的优秀演员，推出一部部精彩的戏。

　　黄承炳是姚剧团首任团长。他是姚滩“男旦”时期的代表人物，艺名“筱凤英”。当年上海沦陷，姚滩班社纷纷返乡，又屡遭敌、伪、顽禁演和地方恶势力的迫害，在逆境中，他与几位同行千方百计坚持姚滩的演出。当时“绍兴大班”（绍剧）不在当局禁演之列，黄承炳便与“的笃班”（越剧前身）艺人章德忠、施根妹联合，于１９４３年组建“德胜顺舞台”，采用上半夜演“绍剧”，下半夜演“的笃班”和“姚滩”的办法，硬是把姚滩艺术的火种保存了下来。姚剧团成立后，黄承炳大力编演现代戏，自己则克服困难，转演生角。他坚持勤俭办团，上山下乡为农民服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他的文章《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怎样演好戏？》发表于《浙江日报》。该报同时刊出评论员文章———《一个县剧团的正确道路》。同年１２月１５日，他的署名文章又由《人民日报》以《为农民兄弟演现代戏》为题予以转载。正由于以黄承炳为代表的老一辈艺人们的辛勤开拓，言传身教，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优良作风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才使姚剧事业得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沈守良，国家一级演员。１９６１年考入姚剧团，１９７９年任姚剧团团长。１９６２年，余姚开展姚剧传统剧目抢救，由老艺人口述，让年轻人记录、学习。余姚龙山剧场内，一些老艺人在展演传统剧目，《打窗楼》、《卖草囤》、《水作》、《划垃圾》、《还披风》、《十不许》等一批姚剧传统剧目的演出，让沈守良大开眼界，他深深感悟到了姚剧传统戏的艺术特质。一边，他拜著名艺人商福祥为师，汲取传统表演的精髓。一边，想着在传承中有所创新。当时剧团的物质条件相当艰苦，上山下乡演出，有时就住在废弃的厂房及乡村的破庙里。有一次到四明山区演出，回来已是深夜，寒风凛冽，大雪封路，一路踉跄。回到住处，他还点着蜡烛创作剧本，写到天亮才收笔。他在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形象，他演《强盗与尼姑》中的鲁迅，把鲁迅的神情、姿态塑造得惟妙惟肖。后来，他又出演《沙场泪》、《传孙楼》、《鸡公山风情》、《女儿大了，桃花开了》，在省戏剧节上均获得演员一等奖。唱腔动听，功架帅，节奏感把握得极好，这是观众对他的评语。作为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一，退休后他还致力于姚剧研究，辅导姚剧学员。

　　寿建立，国家一级演员。１９７０年考入姚剧团，主攻小生，长期担任主演。１９８８年出任姚剧团团长，１９９８年起担任余姚市艺术剧院院长。寿建立曾说过：“我１５岁进姚剧团，龙山公园扩建后，我们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两地相距５０米。４０年了，我转来转去就是没转出过这５０米的距离。”可是，一个在５０米内转的人，却把姚剧推向了全国，甚至推到了境外。他自身的表演，也在岁月的磨炼中炉火纯青。当年，在《强盗与尼姑》演出后，省文化厅原厅长钱法成评价“寿建立的表演，将外在的刚强明快的动作和内在的感情节奏有机结合起来，着重揭示王金发的精神气质，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很有艺术感染力。”而在《女儿大了，桃花开了》中，他来了一点小小的颠覆，把一个自作聪明但又知错能改的介乎邪和正之间的人物塑造得入木三分。上海越剧院导演专门撰文称“寿建立把现代戏剧表演的技巧从头发梢发挥到了脚趾头。”在《王阳明》中，他深沉细腻的表演，把一个大义凛然、耿介磊落、儒雅睿智、仁慈而又风骨嶙嶙的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感人肺腑，历久难忘。新剧《严子陵》，更好地发挥了他“能正能邪，宜庄宜谐”的表演才能。严子陵有隐者的洒脱、飘逸，有智者的高超甚至带点狡黠，又有一股书生的硬气。一开场，那个悠然垂钓的长者，骨骼清奇，一竿在手，独钓寒江。难怪有评论说：“寿建立一站，就是有骨子的。”寿建立是浙江省第二至第四届戏剧节唯一一位获演员一等奖的三连冠演员，也是上海白玉兰奖戏剧主角奖获得者。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随着艺术形式的日渐丰富，一个地方剧种如何吸引观众？姚剧似乎不存在这个顾虑。每次上山下乡，台下人头攒动。龙山剧院一贯保持着较高的上座率。出外巡演，也是一片叫好。这是为什么？因为姚剧踏踏实实遵循艺术规律。新近的三部戏《王阳明》、《五月杨梅红》、《严子陵》，都得到很好的反响。而且，草根气息很重的姚剧，似乎也日渐变得大气、厚重。

　　这三部戏的主创人员，是主抓剧目并在两部戏中担任主演的寿建立、编剧杨东标、张金海以及导演俞克平。这三方，被圈里人称为“铁三角”。

　　对寿建立来说，得奖无数，功成名就，而且，多年在舞台上跌打翻滚，他的身体已今非昔比，但是，他始终牵挂的是姚剧这个剧种的开掘、前行。同时，作为余姚人，他始终怀着对家乡先贤的景仰，怀着对这块土地上风土人情和世态的关注。王阳明和严子陵，这两位先贤，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的典范。一位，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他们的精神烛照的不仅是余姚，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他有一个愿望，通过表演去诠释他们，去和先贤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杨东标和张金海都是本土的剧作家。一位，是散文家、书法家，通晓文史，有能力驾驭宏大的历史题材。一位，自称“农民剧作家”，深入生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洞悉民众心理。

　　俞克平为滩簧剧种锡剧的导演，此前已经为宁波地区的剧团执导过多个剧目。多年来，他熟稔浙东文化、姚剧艺术风格以及演员的素质。他的艺术见地和现代意识使得他在执导姚剧剧目时，既能保持地方特色、艺术特色，在故事结构、导演手法、舞美设计等方面，又融入诸多现代元素，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这三部戏，考量着我们的智慧。”俞克平风趣地说：“王阳明是一个完人，他有‘仙气’，我们要使他有‘人气’。严子陵是一个‘怪人’，我们要从他对自己的价值定位入手。丁亮是一个道德模范，但是，他是一个常人，不是圣人，为自己的遭遇，他也曾烦恼、苦闷，但是，父亲的一句‘前半夜想想自家，后半夜想想人家’支撑了他。所以，我们挖掘的是内心的东西，是人性。我们要把握人物的分寸感，让人真实可信。”这是俞克平对三部戏的宏观把握。

　　确实，《五月杨梅红》中，出场的都是一群小人物，小人物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什么警世名言，但浸润他们的是一种朴素的怜悯和感恩的品质。丁亮善良、淳朴，热爱大自然，与山林为伴，心灵纯净。他重情重义，在他和他的父亲身上，体现了美好的人性。结尾时春梅和杜鹃的一大段唱词，使丁亮的形象得到了升华，也使全剧的意旨往深处开掘。 

　　《严子陵》用新的视觉赋予一个历史人物以积极的意义。这位耿介磊落的知识分子，追求精神的独立和内心的自由，但他心怀苍生，他要刘秀烧了奏章，不计前嫌而真正做到天下归心。他举荐侯子道这样乐于从政又忠直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告诫刘秀，真正的功德碑是建立在老百姓心里的。而且，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做官：世界上路千万条，适合自己就是好。

　　“他们是贫瘠年代的山岩中长出的一树树好花———精神之花，也是人格之花。”一位余姚籍的作家，曾这样形容王阳明等家乡的先贤。 

　　那么，姚剧这剧种也是山岩中开出的一树好花，因为姚剧人的精神和梦想，执着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