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价格比市场贵很多，采购时间也很长，而且质量未必是最好的。”３月４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就政府采购问题的议案，在上海代表团征集代表联名，希望修改相关法律改变这一状况（３月５日《每日经济新闻》）。

　　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一直备受诟病。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２０１３年《法治蓝皮书》披露，地方政府采购价格虚高问题突出，有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５６．１％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１．５倍。媒体也曾多次曝光政府部门高价采购事件，如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空调系统安装结算价是中标价的八倍多，黑龙江省公安厅采购４万多元的笔记本电脑，等等。“只买贵的，不选对的”成了政府采购的“广告语”，政府采购与公众期待相去甚远。

　　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存在不少缺陷。首先是未能有效实行“管办分离”，行政部门同时扮演着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其次是行政权力过大，一些领导可操控采购过程，法定程序在权力面前形同虚设。还有，问责不力导致责任难以落实，既无法让采购实施者很好地履行把关责任，又无法防止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

　　信息公开以及鼓励对政府采购的公众监督至关重要，但政府采购过程比较专业，公民个人往往缺乏监督的积极性。相对而言，供货商最了解采购的底细和内情，其本身也是腐败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调动他们的监督积极性，会比泛泛的社会监督更有效。但事实上，现行《政府采购法》并不利于供货商监督，供货商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过程漫长而繁琐，而且提出质疑对自身不一定有什么好处———法律没有规定政府采购机构如果败诉，供货商可获得什么补偿。相反，还会得罪政府，导致以后的商业机会受损。被视为“中国政府采购第一案”的北京现代沃尔公司与财政部之间的讼案就很能说明问题。２００３年，国家发改委和原卫生部采购仪器设备，该公司两次投标报价均最低却未能中标，起诉财政部后终审胜诉，但没得到任何赔偿，去年７月份再诉财政部，今年１月一审，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于日前提出上诉。

　　如果供货商通过旷日持久的诉讼，却难以获得维权成果，势必变得灰心丧气，从而使那些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的政府采购变得更加猖獗。沃尔公司曲折的诉讼过程表明，单靠个别企业的努力难以改变，必须修改现行法律，简化程序，鼓励那些敢于质疑的供货商，对胜诉的供货商建立补偿机制，防止政府部门对供货商的报复行为，以此来提高供货商监督政府采购的积极性，让它们不再屈服于各种“潜规则”之下。

　　竞争性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灵魂，只有所有有资质的供货商得到公平透明的信息，享受平等的保护，让政府采购行为在制度的笼子中运行，才可以有效遏制暗箱操作、地方保护主义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