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２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历史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过程两个维度，深入阐明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内涵，强调“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又一个“现代化”提法。许多社科界专家学者认为，可能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并对其进行了深度研讨。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国家治理评估项目主持人何增科认为，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断，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深化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断的提出，是一种走向中观层次的国家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彰显了国家治理的状况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所起的重大决定性作用，凸显了治国理政者如何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的问题；同时，这一论断还特别强调，在国家治理中，既要发挥政府治理的作用，还要发挥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作用，又要呼应全球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凸显了多元行政者本身在公共治理空间形成合作伙伴的重要性。这样的内容，既是回应现实发展所提出的重大挑战，又是在理论上开拓思路、创新思维的结果。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提出，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断。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进步，意味着国强民富和文明和谐，现代化因而成为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发达和科学昌明，意味着可以摆脱过度的政治运动而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今天，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的情况下，《决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了整体性的制度的完备和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素内涵

　　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由国家治理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目标体系包括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繁荣富强，第二个是老百姓幸福安康，第三个是长治久安。约束各类行动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行为的制度体系，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实现国家治理目标体系、体现国家治理价值体系都要靠国家治理机构或个体行动者及其行为规则来完成。此外，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行动者和规则设计体现出的一种基本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善治的理念，应该包括透明、参与、法制、回应、廉洁、和谐，等等。

　　张小劲提出，要从国家与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中，来理解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包括三类主体。第一种类型的主体，是指国家或政府，包括国家制度、国家机器即政府部门设置、国家计划安排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第二种类型的主体，可以称之为市场主体，包括公司、企业、厂家、商家、以及这些经济主体实现互动所凭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等；第三种类型的主体，是指社会主体，或者说是从事社会事业运作的各种行动者，以及他们所在社会场域。国家治理所强调的就是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４年向两会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讲法，“治理现代化”所要追求的就是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科学治理，所要实现的就是稳定增长、和谐有序和增益民生，而达到这种理想状况的方法，就是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

　　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着眼于提高民主治理和有效治理的水平，重点是推进多个维度上主体分开，包括：政治与行政、行政与法律、政府与企业和市场、政府与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分开。例如，推进参与式决策和协商决策，提高政策法律质量。强化人大对机构、预算和编制设置的监督。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变审批政府为监管型政府。变运动式治理、靠文件会议讲话行政为依法治理与依法行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赵树凯研究员说，现在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特别是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缺乏“党”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研究政府透明与问责，不能不特别关注研究党组织的透明与问责。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现行党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各级政府是由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政府的重大决策实际上都出自党委；在许多情况下党委的工作和政府工作是一体的。但是，党组织的透明过程不同于政府机构，党组织的问责机制也不同与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政府透明度和问责问题，也需要同时关注党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问题。所以说，政府的绩效与问责问题，实质上也是党组织的绩效与问责。

　　清华大学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晓虹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涉及制度发展又包括能力建设。制度的现代化必以能力的现代化为展现，能力的现代化又需以制度的现代化为归宿。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构，并不能简单的一步到位，还需要有治理技术扣其两端，上承下续，进行精细的制度设计考量，完善各种实践技能与操作技术。就治理技术而言，那些沟通政府与社会、强化社会自身的各种技术、方法和工具即属于治理技术的范畴。对这些技术的全面研究、系统开发和广泛应用，即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之维。

　　（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