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怀念】

　　现今的“五水共治”直接与国计民生有关，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存千秋的事。由五水共治，我想到小时候参加淘河，中年时参加抗洪的事情来。几十年过去了，竟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新鲜。

　　当年我家的成份是乡居的“城市贫民”，在土改中也分到了两亩土地，这就意味着也有参加淘河和其他水利劳动的义务。寡居的母亲小时候缠过脚，下河去挖烂泥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我这个十几岁的大儿子就该出马上阵了。淘河修水利通常都安排在冬天的“息冬”时节，因为这时候田头没什么农活，又正值江河的枯水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冬季，宁波气候是相当冷的，基本上可谓滴水成冰。那时候不时兴穿长统胶靴———农民根本买不起，于是大家都是打赤脚干活，最考究的也不过套一双土布缝制的长袜子。结果那个冷简直要人性命，不仅鼻涕冻得嗒嗒滴，脚更会很快就失去知觉，不少人脚板被破瓷片碎石子划破淌血了，却根本不晓得痛，腿脚完全麻木得像两截棍子。你冻，我也冷，大家反而都咬牙挺着，拼命下力气铲泥甩土，结果往往上身还会淌汗，甚至能把布衫汗透，现在想想真有点不可思议。淘河的地点在庄桥李家大河，六十年过去了，想忘也忘不掉。

　　除了淘河，我们还去培修过江堤，地点在邵家村村外的余姚江边。活计倒是不轻，但不冷，可穿着套鞋干。有专人用铁锹铲挖土块，粘土块四四方方的，每块足有一二十斤重，弯腰捧泥块，一会儿就会腰酸背痛。修江堤最有趣的是有时会挖出“大刀蟹”———一只脚钳小得要命，另一只巨螯却不成比例地大，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大家抢得挺欢。

　　成年时参加抗洪斗争是我在安徽当教师时的经历，太惊险，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曾在《文学港》上发过一篇《抗洪记》追述此事。某一年，滁河突发大洪水，不但农民上堤抗洪，连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军垦农场指战员也都临时去上阵抢险。其中有个小插曲：一个青年农民因有事临时回家迟迟不归，回来后还强词夺理说“少我一个人大堤就塌了，刚巧我不在圩就溃破啦”，气愤中，有人问怎么处置？居然众口一词：“跪下，揍这个兔崽子！”区干部别转脸装作没看见，当生产队长的亲叔子还真把那个小子狠抽了一顿。我很难判断这种乡村土“王法”对还是不对，但当时恐怕只能这么做才能万众一心保住大堤，也许这就叫做“战场纪律”吧！

　　“五水共治”的确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只有万众一心才有希望；如果都像那滁河边小伙子一样自行其事，“五水共治”就只能是一句好听的口号，到时候倒霉的是我们大家，就像天空生雾霾，谁都别想跑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