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昉

    ７月２５日，宁波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一位老党员的遗愿》让我很受教育。８５岁的老党员华萃嗷，临终前，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把遗愿写在一张纸上：上缴１万元作为特殊党费，表达对党的热爱和忠诚。余下的３０万元存款用于贫困生助学。

　　我也是一位老党员，与华老曾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华老从一个生意行的学徒，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因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惦记的是党和国家培养了他。他欣逢盛世，享到了改革开放的福，尽管社会变化很大，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保留着一个共产党人许多最宝贵的东西。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所以，他很知足，而且心存感激。

　　上缴特殊党费，是华老表达对党的热爱和忠诚的最后方式。说起特殊党费，我总是心存温暖。在汶川大地震的特殊时刻，源自浙江一名党员的心愿，迅速成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身份认同，以特殊党费名义捐助了约百亿元款项。其中，宁波市共有１８９６９３名党员缴纳特殊党费５４５４７６９．５１元。从报道看，这其中也应该有华老的一份。这是共产党人在大灾大难面前负起的特殊责任，其款额可以用数字计量，其精神和意义却是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从此以后，一些党员继续以特殊党费名义，行使着对社会对人民的某种特殊责任。从政治身份认同的意义来说，特殊党费折射的就是一种崇高的信仰。

　　对政治信仰，改革开放前在我市任职的几十位地市老领导，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很好的诠释，他们没有一个贪污受贿的。这里面当然有环境的因素，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有理想、有信仰，是他们的整体体现。他们是背着杀头罪名入党的，那时从没想过将来要做官发财，想的是随时准备坐牢、牺牲，想的是革命早日胜利。这些老领导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无论是在位时，还是退下来以后，总是惦记着群众的冷暖。他们的政治定力，来自信仰这块基石。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那些犯错误的干部身上，他们视信仰为虚无，把个人的年龄、知识、能力优势视为私有。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一头是事业，一头总要放上个人的筹码。手中有了权力，就把“过期作废”奉为信条。为了子女的所谓“原始积累”，不惜职务犯罪。做官在他们看来就像做生意，算计投入产出。其中有的还把配偶、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留后路。这些人失去了信仰，早已不是合格的党员。这种对比告诉我们，党员信仰滑坡乃至信仰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开展信仰教育势在必行。

　　把信仰当作虚无，是十分危险的倾向。为干部最看重的政治定力，来自信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需要信仰和道德力量去提升其质量吗？我们要实现中国梦，难道离得开信仰的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