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必须给本科生授课，并鼓励上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６日，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做客上海广播电台节目时说，上海今年已作出规定，要求所有市属高校的每位教授必须进课堂为本科生上课（８月７日《新华每日电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必须看到，一部分教授已经和正在脱离本科生授课讲台，给本科生教育质量带来了潜在的巨大隐患。前不久，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教授给‘小本’上课，不仅无名无利，甚至吃力不讨好。花同样的时间，如果在核心期刊上多发几篇文章，多做一些课题，学术名望立刻就来了。给本科生好好上课，除了学生知道，行业里没人知道。而同样是法学院的教师，在外面接一个案子获得的收入，在学校里讲课要讲上好几年。”面对这样的差异性诱惑，久而久之，一些教授远离本科生讲台，便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趋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授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虽然有多种渠道，但上课定然是主渠道。一位教授，假若连上课都不感兴趣了，那又何以为教授？大学又要这些教授干什么？连教授们都不想上课了，那大学又何以承担培养人才“母机”的任务？“大学一定要把本科生教学作为办学‘生命线’，政府则要把高校本科生教学质量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最重要指标”，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的话，一针见血，耐人寻味。

　　一些教授之所以不屑站讲台，固然有名利作祟的因素，但说到底，是指挥棒出了问题。所以，除了加强师德教育，必须调整指挥棒，通过指挥棒的正确导引，真正将教授的“人”和“心”都拉回课堂。上海今年已“要求除部分研究型大学中的一些科研类编制教师外，所有市属院校的每位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且鼓励教授基础课或者专业基础课，否则便不能评教授岗位”。另据透露，上海一些高校目前已出台相关规定，对教授、副教授每年需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数、课时作出要求，并对教师晋升高级职称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价实行“一票否决”。这样的调拨校正，指向明确，措施有力，必将有利于调动广大高校教师教授本科生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要求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与鼓励教授参与科研，两者并不矛盾。只是，“科研大部分时候”必须为教学服务，两者不能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教授姓“教”，首先应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只有在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以后，才可以去从事科研工作。事实上，“高水平的大学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能用更前沿、更专业的知识带给学生更多启发”。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其实一直是我们高校的一个优秀传统，一些老教授更是为中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生于数学世家、１６岁考入北京大学，后师从著名数学家江泽涵，青年时便创立了著名的“姜子群”、“姜空间”方法的国际拓扑学领域的专家，而今已是７０多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姜伯驹教授，始终强调他的第一职责是“教书和育人”，坚持讲台，执鞭从教是他毕生最爱的事业。他常说：“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搞一些研究。”难怪北大数学学院学生说起姜伯驹教授，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姜老师是最受我们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们非常喜欢听他的课。最令我们本科生感动的是，他身为院士，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坚持亲自批改学生作业。”

　　教授回到为本科生授课的岗位上，既是传统的回返，也是理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