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书话，说白了，就是谈论书籍的文字。今天我们称之为“书话”，而在从前，这基本是属于目录版本的范围。而且这样的文字在古代最先并非始于私人论著，而主要由国家有关文化部门负责专门编写。比如汉代时刘向父子就受命领校秘书，著有《别录》、《七略》等著作。而刘向也被后代学人尊为我国目录学的鼻祖。而东汉的辞赋大家、史学大家班固写了《汉书·艺文志》，这是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以后三国两晋时期，皆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山河仓皇之际，书目著录也就没能得到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隋唐重新江山一统，在大唐初年开始修《隋书》，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有了《群书四部录》这一重要的朝廷藏书目录，这才慢慢又令官修书目兴盛了起来。

　　文人大都喜欢宋代，两宋的文化政策很宽松，彼时，私人刻书、藏书的风气也大行其道，各种各样的书目著录纷纷面世，其中名声最显的就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其是前者，可称是私家书目的一本经典代表之作。明清两朝时，这类书就更多了，且出现了大量精品。细细翻阅它们，会发现，其在内容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和变化———除了记载书目外，还出现了书跋的辑录，文笔也颇富雅趣，深得后代爱书之人的赞赏。像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王士祯的《渔洋书跋》等作品，至今读来还恍能得见古人对各种书籍的独到、真切的心得。

　　从前的书目、书跋到了近现代就被命名为“书话”了。要说它们的功用，一方面，自然是记录了古书的各种版本和目录，另一方面，“谈论书籍的文字”本身就可以是极具魅力的文字，书里书外，皆有机趣妙意，援笔叙来，袅袅书情，溢于言表。今人写书话，更是将书外的风俗、人心、世理一一融入其中。当然，里面也含有轶闻掌故、书籍源流之类内容。比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就是此中翘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时事艰难，但文化有一时的繁荣，特别在书界。其实严格说来，近现代意义上的“书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兴起的。家贫辍学、靠着业余写作而渐有声名的唐弢先生履《书林清话》之风雅后尘，著有《晦庵书话》一书。而阿英、郑振铎也有《阿英书话》、《西谛书跋》等作品问世，影响广泛。我记得，北京出版社出过一套《现代书话丛书》，里面包括《唐弢书话》、《阿英书话》、《郑振铎书话》、《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巴金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这些作品既承袭了前人对于书话具有书跋、书事的笔记特色，同时又将富有文化色彩的笔触衍生至了各种书籍的情致、意境、怀抱中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见得着作者真性情的文字里还不乏针砭时弊的意味。

　　如今的书话文章更多了，简直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书话文章亦可分门别类，有的接近于学术随笔，有的闲散优美如散文，还有的紧紧围绕着自己所钟情的书本、书人和书事……总之，不一而足。

　　然而，话说回来，书话这一文体，自古以来就没什么体例框架和规定。只要和书有关，不管你是谈论书的作者，还是谈论书的版本，但凡缘书而起，有感而发，可尽数写来，即便文辞论点中偶有纰漏也无伤大雅，因为书话是宽容的，允许一家之言，允许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