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

    邓小平同志不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还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和《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的一系列重大论断，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列举的十个论断，仅是其荦荦大者。

　　一、“拨乱反正，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同志逝世、粉碎“四人帮”和１９７７年十一大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提到了突出地位。当时最受党内外关注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对待毛泽东思想。总的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予以全盘否定，一是搞“两个凡是”而予以全盘肯定。于是实际上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运用唯物史观，正视历史，着眼大局，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前提下，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不算小的政治错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名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他说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我们要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所构成和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结论是：“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１９８１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此为指导，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历史决议的精神。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同志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讲话，重申党对自己包括对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不走“左”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右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如果对毛泽东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如果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或者放弃毛泽东思想，都会引起极大混乱。在当前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尚有歧见的情况下，明白这个道理仍然至关紧要，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方向道路、前途命运。

　　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革”中掀起的个人迷信狂热和极左思潮余波未平，又出现了过去林彪鼓吹的“句句是真理”的翻版“两个凡是”，全党上下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不改变这种状态，党和国家将寸步难移。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小平突出地强调不大大解放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他在三中全会前夕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与此同时，他专心思考怎样解放思想的问题，认为“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根子，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在１９８０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这一论断今天看来已属平常，但在当时“一大二公三纯”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它的任何怀疑和异议都是离经叛道而不可容忍的条件下，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语。嗣后，邓小平又从什么不是、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反、正两个维度作了大量论述，到１９８５年明确概括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邓小平上述论断有非同寻常的开创意义。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说到底都是围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断解放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对这个主题在解放思想中所作的回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仍然是继续解放思想，对这个主题从“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的维度上作出集中而系统的进一步回答。

　　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体现在道路问题上，就是像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是他的一个核心思想，不仅多次强调，还明确解释它的含义既指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要放低一点，不能犯过去一味求高求快的急性病；又指不同于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不符合独立自主原则。经过近四年的思想酝酿和实践探索，他在１９８２年十二大上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论断，把他多年来关于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凝结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对形势潮流的科学判断，对中国何去何从的明智抉择。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方向、总道路、总的指导思想。１９８７年十三大在系统总结已往九年经验基础上正式宣布：我们党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十二大特别是十三大以来，我们党始终高举这面伟大旗帜，开辟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号召今后仍要高举这面旗帜，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四、“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邓小平在对过去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反思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１９８０年他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时指出：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里，他提出“超越阶段”的概念，把过去的“左”归结为超越阶段；提出要以生产力为标准，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１９８１年历史决议循着这一思路，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点。１９８２年十二大和１９８６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重申这一论点。１９８７年８月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同年１０月，十三大据此明确肯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它的科学内涵、历史缘由、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其检验尺度生产力标准，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一个论点上升到一个理论，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座大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从此，我国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十三大以来，党始终坚持这个论断，还加上“并将长期处于”的断语。十八大进而把它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以此为总依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新任务新举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和发展程度（初级阶段）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处历史坐标的准确定位，为我们既防“左”又防右，不致在根本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提供了确实保证。

　　五、“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长时间内，我们最为纠结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实质是党的政治路线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失误就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定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１９６５年，他还宣称“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完全等同起来，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这是他连绵不断发动思想批判、政治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论根源。邓小平鉴于这一严重历史教训，不止一次尖锐地提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究竟在哪里。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针对过去对阶级斗争的迷信，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集中起来，他得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的结论，并发挥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些论断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而不是放在阶级斗争上，从而构成他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邓小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下定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作全面界定，而是讲它的精神实质，讲在终极意义上如何领会和把握它的要义和真谛，蕴含着正本清源之意。他正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观，从发展生产力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相联、息息相关的高度，全面深刻阐发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排除各种“左”右干扰，反复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坚定地遵循邓小平上述论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回归和发展，是政治路线的彻底拨乱反正。十四大在系统阐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把它列为这一理论的九个主要方面内容之一，以此作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

　　六、“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初级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邓小平于是合逻辑地作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重大论断。这一论断内涵丰富深刻，最主要的是：其一，改革的必然性。邓小平说，我国原有体制存在种种严重弊端，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改革开放同不坚持社会主义一样，只能是死路一条。其二，改革的性质。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新的大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其三，改革的目的。邓小平说，改革是克服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既要下决心改革，又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四，改革的结果。邓小平说，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导致两极分化。不搞“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要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邓小平的总结论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正是遵循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始终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地说，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重点是改革经济体制，关键是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目标模式，核心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我国只能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严重阻碍改革开放前进步伐。邓小平率先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来破解这一难题。他早在１９７９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１９８５年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实践证明它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１９８７年重申：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１９９２年春南方谈话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１０月十四大据此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四大确立的这一经济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着眼点和归宿，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制度基本属性中剥离出来，又把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既不同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又区别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独树一帜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立这一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空前创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原因所在。

　　八、“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邓小平言论的一条红线。他认为改革、发展、稳定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大支点，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则是目标。他反思因长期“左”倾的来回折腾导致经济停滞、人民贫困，在世界处于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的黄金期而中国却忙于搞“文革”搞内斗、从而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到相差几十年的沉痛教训，诘问“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必须“顽固”地扭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然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上世纪整个８０年代，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解决中国一切问题靠自己的发展。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又突出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个刚性论断，“才”字特显分量，不能任意去掉，否则就像把浓茶变成白开水，贬低其特定含义和特殊意义。

　　那时以来，我们党秉承邓小平这一重大论断，进而把发展概括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指出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第一要义，从而使中国出现奇迹般的发展，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当然，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被十三亿多巨大人口数一除，人均ＧＤＰ仅排在世界第９９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更是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但惟其如此，发展仍然才是硬道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适当调整和放缓发展速度，是在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后出现的正常现象，而且目的正在于更好地坚持这个硬道理，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

　　九、“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基本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接着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否定“文革”年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重新制定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１９８７年７月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同年１０月，十三大报告首次完整表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予以高度评价，担心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过后，他深刻反思经验教训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改革开放也没有错，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结论是：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针对因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影响而在部分人中出现迷惘困惑的现象，斩钉截铁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坚决维护邓小平的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总之，基本路线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取得已有辉煌成就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十、“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建设，受到邓小平高度关注。他鉴于“文革”给党造成的严重破坏，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著名论断。他认为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他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必须改进党的作风，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精神和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必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加强制度建设。他针对１９８６年底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煽动学生闹事的名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以及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中一些人借口党内腐败提出打倒共产党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根本口号，从总结教训的角度尖锐地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进一步反思历史，严肃地警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些论述，已经把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特殊意义，讲得再透彻不过了。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们党继承邓小平的遗志，专门就党建问题先后作出六个《决定》，为加强党的建设付出巨大努力，使党总体上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面前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紧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四风”，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今年６月３０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我们取得的成绩越大，人民赞扬我们的声音越多，我们越要清醒认识党的历史和现实、优势和缺点、成绩和不足、矛盾和问题，坚持从严治党，切实把党管理好、建设好。”这使全党警醒，人民高兴，对党寄予厚望，对前景充满信心。

　　结 语

　　邓小平的上述十个重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结晶，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把中国引向日益繁荣富强、文明昌盛之路，并使中国日渐融入国际社会，更好发挥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积极作用。这十大论断既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中创造出中国奇迹的深厚思想渊源，也是今后长时期内指导我们事业持续前进的强大理论武器。

　　（作者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