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芬

　　刘心武曾在散文《在飘窗台上看风景》里写自己新书房的飘窗：“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如今，他终于以《飘窗》为题，写下了自己最新的现实主义长篇作品，做出了对现今社会问题焦虑感的文学反应。

　　刘心武笔头老辣，《飘窗》以一种大巧若拙的风格，贴合着社会生活绵密而细腻的肌理，呈现了当下中国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但作者没有斥责，没有恚愤，更未在语言文字中试图点燃读者诸如疾恶如仇般的阅读情感。作为一位沉稳而睿智的作家，他已不需要，也不屑于用文字技巧来刻意突出小说情节和社会现状的映射感。他要做的就是细描社会横断面，指出社会的痼疾及人性的弱点。

　　《飘窗》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线性结构，情节无所谓起因、进展、结果的递进，但依然写得线索分支交错，悬念重生。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纯粹正面的人物作为中心标杆，也不见可作为同仇敌忾的典型“靶心”，主要就是讲述高级工程师薛去疾退休之后，辞却庙堂，寄身江湖，从自家的飘窗看外面那条红泥寺街上的“风景”：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喧嚣闹腾的事，共同构成了时代与社会的缩影。而同时，他自己也卷身进入了窗外这幅“清明上河图”之中。这一情状，颇叫人联想起卞之琳《断章》中的句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过，薛去疾家的飘窗外没有诗意，也缺乏浪漫，有的是升斗小民们生存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每个窗里窗外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势必将他们联结成一张蛛丝缠绕般繁复的网络图。

　　刘心武写人，千人千面。这一点，《飘窗》很好地继承了当年《钟鼓楼》的风骨。小说中的人物各有性格，其唯一共同的特征就是“真实”。不是他们为人的真实，而是作者一视同仁，写出的市井真实：歌厅薇阿只熟读过一本《唐诗三百首》，却喜欢在迎来送往中叨念诗句，搞得客人们或哭笑不得，或直接被这“文化”给唬住；卖水果的顺顺夫妇本最值得同情，可一旦有机会，他们便能瞬间成为不良“社会填充物”相互勾连的一环；至于神秘的社会强人麻爷，他有司机，有保镖，有权有势有手段……唯一没有的，恐怕就是“没有他摆不平的事”了。刘心武写当下，也没忘记写历史，所以他的笔下还有“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何司令”，这个不管时过境迁依然在蜗居中煎熬的男人，从不曾将自己从历史的荒诞角色中解脱出来，叫人觉得可悲可气又可怜。可他也做了可赞的事，火灾中，他将隔壁一个当钟点工谋生的女人“文嫂”给救了出来。另外，鉴于作者本身对中国文坛某些不良现象的熟识，所以对挖空心思、削尖脑袋争取副部级待遇的帮闲作家夏家骏也有好一番“描述”。

　　用文学的形式来展现当代各阶层民众的生存困窘、并拷问人性坚脆程度的作品，近些年来并不少见。刘心武的出色不在于勾画出的故事本身，而是他的“原生态”呈现。作为小说，《飘窗》做到了宛若长卷般的丰富。铺排开来，有穷形尽相之细，浓缩起来，又显囊括总概之精。而且《飘窗》里的人物看似一个个独立，其实都立身于各个特权网络的结点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薛去疾和庞奇这两人：身手不凡的庞奇黑白两道皆通，但农民出身的他在真心爱上女孩努努后，便愿意按照薛去疾教导他的处世规则去逆转自己的生活。而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另一个矛盾体薛去疾的悠然和泰然来源于：他自以为身不在“飘窗之外”。然而一旦儿子在国外遭遇经济危机回国发展，并因事业不顺而必须抵押房产时，薛去疾便再也做不到超然物外了。正是由于他原本振振有词的所谓的“尊严”如此不堪一击，从而令庞奇内心那份信仰的支柱也彻底土崩瓦解，只留下一份噬骨灼心的万念俱灰。却原来：在飘窗内看世情的人和飘窗外融于喧嚣浮世中的人并无实质的区别。反映现实的文学，有时候就像是生活本身。它一个都不会放过！

　　也许会有读者觉得《飘窗》写得太过残酷，其实，该书的一个明显意图就是：让那些身处同样生存环境中渐渐失望的人们发现———你所感受到的我也一样了解。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你，并不孤独！这也让我想起电影《七宗罪》中那个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老警官最后说的话：“海明威说‘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但我只同意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