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感，钱利娜的诗集《胡不归》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在国内青年诗人中，相比她那并不太大的名气，作品要好得多。意境深沉且能气定神闲，给人以多思、静谧而辽远之感，语言也显得精到和老练。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几乎超越了“性别写作”的藩篱———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女性写作”在当代中国诗歌的格局中十分丰富，但也有问题。比如过于极端、概念化的“女权主义”写作；过于“女子气”的“撒娇”式的写作，历来多遭诟病；比较好的是倾向于“智性写作”的一脉，但是智性写作所强调的“去性别化”，有时也会导致作品本身的晦涩。钱利娜的诗既不撒娇，也不非常女权，也不过分强调智性，相反，它们很好地平衡和综合在了一起。

　　关于她的诗歌，我主要谈三点，一是关于深度的问题。钱利娜诗的深度源自其对于生命主题的把握，这点可以说是自觉且处理得恰到好处。尤其第一辑中，围绕的多是“生与死”的命题，不少诗甚至正面地写到了死亡。比如开篇的《黎明》，写对死亡的体验与预感。早晨醒来仍沉浸于昨夜的梦境，“在一片睡眠的海洋中／靠了岸，没来得及抱一抱／在梦中出现的事物／天就亮了”，语言十分简洁，但很有效，立刻生成了一幅“达利式”的原始而苍茫的图画。接下来写的是“生”的“存在感”———“每天都有鸟叫着／它总是给的太多，没有人／能日复一日，像它一样／遗弃自己的名字，为相似的晨光／唱同样的歌”，早晨的活力、生气，醒来时的“存在感”，“我在”的强烈体验，将梦幻与现实的描绘引向了哲学寓意的彰显。接下来就出现了“死”———“不远处，出丧的队伍被长号和鼓声带领着／正牵引死者重温故土／亲人们发出准备好的哭泣／像沿路种植的银桂／一阵风过，就洒了一地……”在极短的时空关系中，以超现实的笔法给我们设置了从日常起居到哲学处境，从此岸的“我在”到彼岸的终极思索的迅捷通道。

　　另一首《一本书上的两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名作《迷宫》。在那首诗中博尔赫斯书写了“两个博尔赫斯”，一个生者，一个死者，互相寻找，最终重合为一个，那时即迷宫的揭晓和命运的彰显。钱利娜的诗让我觉出了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最后两段———“是两座青山，第一页，略高处是我／翻过去，就是你”，这种人生经验的设置，与博尔赫斯的方式十分相近。“一个山头／高一点，越过密密麻麻的孤坟／看着另一座山头”，这座山和那座山之间，就生命之本质来说，最终也即是这个坟和那个坟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生者和坟墓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致意，产生着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提醒。

　　钱利娜的语言是简洁的，清晰而准确。比如《紫云英》一首，诗中的“紫云英”实际是喻指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一个乡间的母亲，一个生如草芥却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母亲，她生儿育女，历经一生，有无数磨难，却默默无闻。钱利娜写到———“两次丧偶，抚养四个儿女、十个儿孙／她的子宫芳草萋萋，以母爱为生”。这样的诗句让我感到，语言不再是漂浮的，情感也不再是悬浮的，它充满了细节性和感性的力量，充满了形象的质感。

　　在整部诗集的语言上，作者复活了大量的“古典意象”。“胡不归”、“长相忆”、“如梦令”……古典修辞或意象，在她的诗中频繁地镶嵌和出现，但并不显得生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中“对话性”不强的弱点。通过这样的安排，她试图打通自身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这种尝试应得到肯定。

　　最后再谈一点叙事的张力问题。钱利娜的诗并不非常倾向于突出其“叙事性”，但是她很多作品中都有叙事的因素，这些叙事本身不是目的，叙事也不是诗歌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但是叙事通常可以帮助抒情，或者有的抒情和表意完全可以隐含在必要的叙事里面。

　　当然，过于强烈的表意诉求，会导致意义的过于外在与裸露，这可能是钱利娜诗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弱点。但也有处理得好的，如《白桦林》，相比于其他一些主题过于直白和强烈的诗，这首诗反而更为丰富和美妙。表面上是写白桦林，实际却写了散落到白桦林中的小花、落叶、“我”手中的刀和摊开的双手。如果作者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桦林的状貌，来径直抒发对应的忧伤，可能反而落入俗套，或者词不达意。而现在，她把目光游移在白桦林中其他的事物上，反而使怅惘或者茫然的情绪，在不经意中表达得更为丰富和细腻、敏感和充分。

　　的确，无论是生命体验的深度，还是语言的质地，无论是细节的经营，还是抒情表意的策略，《胡不归》都有自己独到的东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