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房叔”案上月底在安徽庐江开审，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原党支部书记方广云，因为有病被抬上法庭受审。他的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骗取安置房１８套，还有拆迁补偿费、安置费等，合计价值３９８万余元，受贿６万元，徇私舞弊致使他人非法获得安置房４５套，拆迁补偿费４４．８万元，共造成公共财产损失８３７．９万余元（１０月４日新华社电）。

　　从严格意义上说，村支书算不上是官，可是方广云居然能利用一丁点权力，不仅自己骗取数量惊人的安置房，还帮别人非法获取更多的安置房，损害了几百户村民的利益，给公共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虽然他的犯罪金额在已经查处的村官中不算很高，但他神通广大，手段高明，很有解剖一番的必要。

　　就操作层面来说，行贿受贿比较简单，一个送一个收，只要周瑜黄盖愿打愿挨，两个人几分钟就能完成。套取安置房可是高难度动作，迁移户口得经过公安部门，伪造房屋登记表又得经过房屋管理部门和拆迁机构。方广云骗取安置房的主要手段是违规迁移户口、虚增村里人口、盗用现在居民户籍，这不仅要瞒过村民，还需要动用很多关系，但他却能全部搞定。群众描述，“房叔”骗房有条流水线：“户口有人办，账目有人算，书记往上报，拆迁办批准，手续很齐全。”

　　从“房叔”案中，我们可以找出村官腐败的一些规律。

　　目标———民生类案件较集中。村级腐败大多发生在倒卖土地、征地补偿、房屋拆迁、危房改造、民政救济、粮食补贴等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因为这些事有现金过手，只要能瞒天过海，就可以雁过拔毛。“房叔”这次庭审，除了被举报的“非法侵占１３６套房”问题基本查清外，居民反映的违规倒卖９７０亩村集体土地的事，虽国土部门已经认定违法，但还未被追究。

　　性质———群体性案子占比高。村官权力有限，而涉及民生的事项又都关联到主管部门，一个书记或者主任要想独立完成，几无可能，所以必须联手操作，集体作案。“房叔”的犯罪就牵涉到了公安、拆迁办等部门的有关人员。群体性案子中还有一部分成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违法犯罪，但犯罪行为遇到障碍时，他们可以帮助打通关节，群众举报时他们可以帮着通风报信、设置障碍等等，充当违法违纪行为的保护伞。站北社区居民多次举报、换届选举时联名上告，也没撬动方广云，其中就有保护伞的功劳。

　　成因———无监督。但凡发生严重腐败案件的地方，监督缺失是共因。我们的村级组织，实行的是自治管理，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可是，这个村的村民根本没有村务参与权，方广云在任时大权独揽，一手遮天。村里从不公开账目，拆迁、分房、征地都是暗箱操作。而上级的监督也处于空缺状态。有些乡镇干部，不仅不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予以监督，反而对居民的合法举报百般阻挠。

　　小官巨腐已成一种现象，令人吃惊。来自中纪委网站信息称，基层一把手已成腐败高危群体。如２０１０年至今年４月，广西省查办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３２１４件，占全区案件总数的４３．４％，其中涉及村干部案件１７６４件。违法违纪主体多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站所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基层干部就在群众身边，他们的腐败行为，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极大。

　　扭转这种局面，除了继续严查一切违法违纪党员干部之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是治本良策。习近平强调说，“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没有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的地方，要“防止出现”，已经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的地方，则要坚决纠正。此事做起来不易，但是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