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回眸一望，我已写过四十多部剧作，有上演的，有出版的，还有一些获得过国内大大小小各类奖项。然而，真正使自己牵肠挂肚忘不了的却是那三部我称之为“无花果”的戏剧剧本。这三颗“无花果”我都辛勤栽培了十几年，耗尽了心血，历经了磨难，可惜它们最后都无缘与广大观众见面，先后凋谢了，有的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遙！

　　我的第一颗“无花果”是话剧《溪口往事》，原先它的剧名叫做《溪口之恋》，剧本曾经获得第十四届田汉文学奖一等奖。获奖后数年，大约是２００８年的夏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浙江话剧团周信浩团长打来的，说是他们准备要把我这个剧本搬上舞台。我放下听筒，兴奋地奔到阳台上，忍不住朝着天空大吼了一声：“阿里巴巴，芝麻终于开门了！”于是，我和浙江话剧团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在我的印象中，周团长是一位个性很“闷”平日说话不多的领导，我首先从他手里接过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北京专家辛旗写的，另一份是浙江大学杨天石教授，两位专家都是国内研究两岸关系的顶尖人物，他们都肯定了剧本价值，认为这部戏搞好了可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浙江话剧团早已做足了功课！周团长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剧本确定之后，一定要邀请一位戏剧界里一流导演。此言果然不假，后来前来执导《溪口往事》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导演陈薪伊老师。我和陈导的合作是自己这辈子创作生涯中最为愉快的一段经历，至今我心中依旧感到温暖如春！浙江话剧团把我们安排在距离排练场很近的一幢宾馆里，我住的房间与陈导的房间只相隔数步，每修改完一段戏，我就拿到陈导的房间请她看，她觉得满意时，会夸奖我几句，反之则摇摇头，叫我拿回去重写。当排练快接近尾声时，我在经国先生告别溪口之前，又增写了一节他和当年小伙伴如今在卢沟桥事变中被日本鬼子炸断了一条腿的那些台词，陈导看后连声叫好，她马上跑回到排练场，召集了全体演员说：“今天编剧给你们写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戏，请大家一起鼓掌，感谢编剧！”这热烈的掌声顿时使我害羞得涨红了脸孔。陈导就是这样一位心灵像水晶般透明的人，她把戏剧艺术视作了圣殿，像生命一样呵护它！可使我更加难忘的是陈导主持的《溪口往事》新闻发布会，她不但一个不少地介绍了参加演出的全体演员，还特别推荐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剧，最后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又展现了排演中的几个精彩片断。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杭州城里的大小报刊几乎都登载了《溪口往事》即将公演的消息，发布会上的几段视屏已上了香港凤凰网，北京的《环球时报》还刋登专题报道，一位台湾评论家在他撰写的文章里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今后国民党政府与蒋氏父子的文艺发言权，是否也要拱手让给对岸来发声？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这部戏未演先红使每个人信心满满的，下定决心要以最佳的演出状态呈献给广大观众。浙江话剧团还为此特聘了一个香港经纪人，一旦这部戏首演成功，首先要带它去台湾演出……可就在全剧进入彩排的那一天下午突然踩起了急刹车：一切停止运作，取消公演！我一下子被吓傻了，自己这脸上的眼泪到底是怎么流下来的都不知道。接着我猛地奔出了剧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因为这样的机遇对我来说，一生恐怕只有一次！事后，戏剧圈里的一位编剧同行赠送给我两句话，前一句是“你的剧本确实不错，可没想到它搬上舞台排练后会是这样好”；后一句是“这次终于有了贵人相助，可没想到你的运气却会是那么差！”

　　《大裁缝》是我种下的第二颗“无花果”，这是一部以辛亥革命作为时代背景，描写创建红帮裁缝的先人们如何在一位参加革命党的大小姐协助下，替孙中山先生制作我国第一件中山装的戏曲故事。剧本出笼之后，就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最近我翻阅了一下日记，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日这一页上写道：今天上午，浙江越剧团励栋煌团长前来我家，与我商谈要把《大裁缝》搬上舞台一事，建议我改写成越剧，并签订了一份合同意向书。如今我追忆起来，当时心里确实十分激动———一位省级大剧团的领导居然亲自登门向我要剧本，这真使自己有点受宠若惊了！后来我还获悉励团长原来也是一个宁波人，老家就在慈溪，互相之间更是亲近了许多。可我又没想到的是，两年后他却离开了浙江越剧团，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接替他的是程新丰团长，于是《大裁缝》也就渐渐地冷落下来……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到了２０１１年。正当我要把这件事情完全遗忘之时，突然接到了浙江越剧团最新上任的团长陶铁斧老师的电话，说他在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个剧本，认为今年是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日，要把它作为献礼剧目搬上舞台。就这样，我这一个《大裁缝》竟然前后与浙江越剧团的三任团长都打上了交道，也算是一个奇迹吧！陶团长非常努力，先争取在省文化厅立项，后又为了帮助我把剧本修改得更加完美，请来了省里戏剧专家一道想办法、出主意，可就在选择导演上卡了壳！人选不停地调换，最后确定是我省享有盛誉的著名导演杨小青老师。此刻，杨导正远在东北忙于执导京剧《将军道》，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吉林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直爽地对修改后的《大裁缝》剧本的优点与不足之处提出了她的看法。半个月后杨导返回到浙江，居住在绍兴小百花团部，我赶到绍兴与她碰了几次面，最后一次相见是在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的一个会议室里，那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晚上，天上没有月亮，是一个黑夜。参加会议的除了陶团长外，还有王滨梅副团长和省文化厅艺术处的徐副处长，省“小百花”越剧团作曲刘建宽先生也从杭州赶到了这里，群贤聚集一堂，会议的气氛有点紧张，我恨自己这个人生来就不善于察言观色，木讷得很，心里想到的话都像竹筒倒豆子似地在会议上说了出来，因此引起一番争论。这次会议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大约过了半个月，陶团长在我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我没有过早地把这件事情告知的原因是怕你伤心，我向文化厅领导做了详细汇报，无奈之下做出暂缓排演决定。”这条短信是完全出自陶团长的关怀与爱护，他担心我一时接受不了那冷酷的事实。其实这种担心是根本多余的，经历过一系列磨难的我早已练成了铁石心肠，再也不会为一个剧本搬不上舞台而伤心落泪了。此后不久，文化部戏剧处王勇副处长在我原剧本基础上又出了一稿，上海淮剧团投排首演，并且还选为“沪粤戏剧展”的剧目赴广州交流演出，虽说剧目单的编剧一栏上还写有我的姓名，可自己竟连一丝喜悦都没有，因为它已不是我熟悉的《大裁缝》了。

　　最后一颗“无花果”是我目前正在写的话剧《布雷先生》。它本是我和“老搭档”信厚兄一起选中的题材，我先弄了一个提纲，信厚兄拿去修改一下，我又拿回来寄给了余姚市艺术剧院。因为布雷先生是余姚人，寿建立院长颇感兴趣，可拿到省里征求意见后，觉得这题材风险太大，只好放弃了，可寿院长却是一位仗义的人，虽然没有与他签订过合同，最后还是给了我和信厚兄一笔辛苦费。姚剧是搞不成了，可我依然不死心，一堵南墙撞到底，又特意去了一趟布雷先生的故居———原慈溪县西乡官桥“良七房”（现已划归余姚市管辖）。归来后我把原来的提纲完全打碎，所有情节都集中在布雷先生服药自尽前的一个月里，集中笔墨写出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奈与痛苦！尽管我知道它的结局也逃不脱一颗“无花果”的命运，可我一定要坚持把剧本写出来，哪怕最后它只为我一个人演出。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