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芬

    说到古人的笔记，不少读者偏爱晚明作品。像陈眉公、袁中郎这些巨擘名家的文字之质自不待言，其余公安派、竟陵派中的才华之士也皆有妙手文章。然而就笔者的一己私见而论：明人笔记虽然文字清雅淡然，却因闲情有余而失于精神气魄。不如清人笔记，貌似文字消遣，多含史实深意，于今于后，在文学和史学上都会产生裨益。比如今天来研究清一代的历史掌故，真学者们往往不仅仅汲取正统典籍的记载，还必要在一些野史当中批阅搜罗。倘使要深探太平天国史、曾国藩之湘军史的话，那些在野之笔的私家记载，显宦贵胄门下幕僚客卿的书札、笔记都是不可忽略的。不过话说回来，鉴于“笔记”这样的文体局限，所以此类文字在篇幅上大都短小随意，也就不大容易出伟大作品。不过也正是因为此点，恰恰也成全了笔记的精彩和独特———书写者一来不希望以此来作名山事业，二来也知道如许的闲笔当不得求取富贵的敲门砖，所以在写的时候反而能轻松随意。这样笔底自然也就少了很多“正经”文章的迂腐酸涩之气，也减弱了累赘的道学家之语，将文心之妙凸显出来。

　　清人素来喜欢写笔记，从晚明的王世贞开始，到乾隆、嘉庆，以至道光、咸丰，这四朝中，文人随笔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衡量，都称得上是集一时之盛。差不多有点文名的士子才人都愿意在春晨秋宵之暇信笔缀文，叙一叙自己近来的所见所闻，并抒以己见。而这样一种文学现象用今天的话来形容的话，乃是当时的一种“文坛”时尚，而且其流风余韵一直到了民国初年还久有回荡。不过我们其实很难厘清这种笔记书写风气的真正源头，只能在晚明士人的文学情绪上略作揣摩。那时，颇有一批有智慧和识见的士子对理学、经术产生了厌倦情绪，所以情愿致力于在他们看来更有实用价值的史学研究。“读史使得人明智”，而治史也是出于一种“救时之需”。这些文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耐心考据，来细化历史，或有所用，也未可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努力实践的人很多，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就是代表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清人笔记可并不仅记载历史呢，还有志怪一类的笔记也很流行。此言不虚。清人笔记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谈狐论鬼之作，它们是屡试不第的落魄文人寓情寄志的文字，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等。纪昀一生虽不能说流离浪荡，但也曾被远放到新疆乌鲁木齐，在那段失意的岁月里，他写了《阅微草堂笔记》。然而这些笔记并不在我此文的述说之列。我想说的是对那些名人轶事、历史掌故进行臧否的文字，它们是正统著述外的嬉笑怒骂，是古代文人真性情、真面孔的展露，不仅叫人读之有味，还令人掩卷有思。此类作品主要有王渔阳的《池北偶谈》，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归田琐记》，俞樾的《春在堂随笔》。甚至像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虽主写闺房琐事，但阅读者也完全能从中窥探出主人公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和时政起伏。

　　我们今人读清人笔记，一般只能寻到市面上发行出版的作品。运气好的，或许还能在旧书摊、旧书肆中沙里淘金，获得几册早年付梓如今品相依然不错的好书。但到底难以求全求整。所以笔者选择阅读的是中华书局近年来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这套书所选的文章质量上乘，数量丰富。虽说总的定价不菲，好在允许分散购买，择而阅之，所以不失为品读清人笔记的佳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