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松源

　　档案是人类的文明载体。一个小县域，１７００余年的历史，有多少文明的源流？它们的承载物是什么？我们欣喜地看到，宁海地方文史专家、《缑乡记忆》的作者薛家栓先生，以文学的笔法、史家的精准，为我们记载了这一地域若轻若重的文明史迹。

　　若轻者，看似微，接近无，乡情浓。打开书来，随意翻阅，一块石头，一座古庙，一条小巷，一条玉带河，一只官斗，一处墓葬，一座烽火台，一片摩崖石刻，甚至一间有竹庭院，这些司空见惯的景物，却在作者笔底如春天的野草般肆意成长。都说远离故土的游子才识得家乡在心头的位置，可本书作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专家，却比远方的游子更识得其中的奥妙。《塘头忆旧》就是一例，请看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泥塘面对跃龙山，文峰塔屹然挺秀。塘东、南有小山，长满竹丛杂树。北岸东西各有一棵千年古樟，是我县悠久历史的见证。主干已空，但依然枝繁叶茂，虬枝一直伸进塘心，上筑有鹊巢多处。树下古井旁排列着几只水槽和供人休息的巨石。每当清晨，井旁水桶相撞，汲水者你来我往。老人在塘边散步，伸腰甩手。樟树上鸟雀离巢，叽叽喳喳。水面上荷叶滚珠，晶莹圆润……”纷繁却快乐的人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作者笔端淋漓尽致得以呈现。主宰作者之笔的是一种爱，无法割舍的爱，就是乡愁。作者在乡，也愁。愁的是那些与之息息相关的乡里景物，成为过眼云烟。作者少年时代（那是个古迹开始大量消失的年代），挂着红领巾笑眯眯立在部分填埋的桃源河上拍的黑白照片，述说着他无可奈何的哀叹。这些文章，重在医治游子的“有故乡，无故土”相思之疾，也在医作者自己。

　　若重者，视之重，思更重，意无穷。作者精心选择了县内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事件，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它们犹如宁海历史的梁柱，支撑着区域文明的大厦。本书写到了宁海县籍的著名人物如叶梦鼎、方孝孺、胡三省、卢原质等。作者在《缑城书院四百年》里写到，书院与方孝孺有关，与一个好县令有关。方孝孺灭“十族”之后，读书惹祸思潮在宁海泛起，青年人不思进取，只祷消灾保平安。“县令王演畴上任乍到，有感于民风日颓，百姓疏懒，而大量人力财力消耗在求神拜佛上，独独缺少教育设施，不抓教育，就不能改变愚昧现状，于是毅然将东隅的崇圣观废除，改建为书院。为了纪念方孝孺，因方号‘缑城先生’，故定名‘缑城书院’。”“宁海地瘠民贫，要创办一所设施完备的县级书院实属不易。王县令拿出自己的工资去贴补教育经费。后在他离任后，宁海人民建了一个王公祠来纪念他。一人奋起，众志成城，经过几年努力，书院终于建成。”作者也写到了外县籍人氏如陈长官、田什将军、文天祥、徐霞客等。《花楼古庙》写的是为了感恩田什将军而建庙的故事，“花楼庙祀奉的主要人物是南朝梁武帝时的殿前将军田什。侯景作乱时，为保太子，田什辗转流离到浙江宁海，后就驻军广度里（今城关镇一带），老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免受战祸和匪盗骚扰之苦。田什死后就葬在驻地……东门的花楼庙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拆建东方大会堂时才荡然无存，城关的将军湖、将军路都是为纪念田什将军而命名的。”《一善巷》看上去只是写一条小巷，作者却从大量史实说明它是为了纪念清代塘心王人王肇基一生行善、助人为乐的事迹而建。《戒石亭》写的是县衙中一亭，亭中立一碑，碑上镌刻有“尔俸尓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作者着重指出，对今日的反腐倡廉有借鉴意义。作者在梳理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主题的倾向十分明显，在于弘扬一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宁海精神。

　　作者还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思辨色彩。一般文史著作，以记述史实为主，思辨次之，一些史家还以零度情感作为标榜，意思是史家不参与臧否。可是，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不仅仅是史，还有蕴含其中的思想，就需要史家立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给读者和后人以明示。在本书里，《要重视方孝孺遗迹的修复和保护》一文，就提出方孝孺遗迹值得修复和保护的理由，“要知道，６００年不是一个小数字，方孝孺即使死后不腐，６００年的尘土积起来，亦足足可把他埋得很深很深。可是为什么他的精神透过历史的尘埃，依然光芒四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海人？这不能不说是种奇迹，是宁海人民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

　　本书在写作上有几大特色：文笔谨慎凝炼，下笔如有千金重；善用文学的笔法，使得索然无味的历史，变得形象生动；语言朴素，富有质感，少有空泛之句；作者对于史实的研考精准到位，决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凭空想象。但由于此书是文章合集，是长达２２年时间的累积之作，难免带来文风的不统一，语言与所述史实的重复，有些文字也有失精细，值得进一步研磨推敲。

　　档案物化并延续了人类的记忆，成为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纽带。本书的整理出版，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