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理论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回应社会热点，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进展。现梳理综述２０１４年理论热点问题研究的相关观点，分二期刊出，供大家学习参考。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其突出表征为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与效率型，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增长新亮点。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位，学者提出各自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的推进结构改革，使我们经济的内在活力、经济增长的潜力进一步得以焕发，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健康、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有学者认为，新常态下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激发新活力，开放释放新推力，创新重塑新动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实现社会共享财富分配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时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分批出台，人们关注收入改革如何在现实中落地。有学者认为，初次分配环节的改革不仅要涉及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还要涉及到劳资关系、劳工成本与就业问题，它必然要触动３０多年来已经形成甚至相对固化的既有利益格局。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有学者认为，首先要坚持利益分配适度均衡原则，其次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要打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同步调整的组合拳。初次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提低限高，再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用更大力度促进公平，第三次分配则要对慈善公益事业形成有力的激励机制，这是促进社会财富在自愿基础上实现社会共享的财富分配途径。

　　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

　　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

　　国企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界定国企功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有学者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可以也应当借鉴。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激活国有资本活力，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三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按国际规则开拓海外资源和产品市场。有学者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以竞争与非竞争性质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将现在的国有企业分为公益、保障、竞争三类。在竞争领域，国家没有必要去经营实体企业，还要承担竞争风险。但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股竞争性企业，从中获得的红利用于国计民生。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并不应该从所有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    

　　八项规定减轻了社会治理压力

　　教育活动提升了社会整合能力

　　有学者指出，“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官场立规。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活动与普通百姓的热切愿望密切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实效，规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官员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除进一步强化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实施的成果外，还通过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检视，进一步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缓解了一度存在的官民矛盾，强化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心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保持了高度凝聚力。因此，人民群众才希望此项令人拍手称道的制度配置，会持之以恒地上下贯彻，而不要像一阵飓风那样。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

　　“单独二孩”并未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了。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１．１８。“六普”还发现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０．７０，上海市为０．７４，整个东三省都在０．７５左右。从世界各国来看，１．１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属于“极低”范畴，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给整个社会以极大希望去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但截至目前，获批生育二孩的数量仅仅为６２万人，与政策预期的２００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生育率水平的持续走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未来的老龄化进程。

　　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围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必须发挥党和中央政府在治理体系中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有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放权和分权，让治理主体发挥更大作用，以民主责任制建设为方向完善治理结构，并健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发展决策咨询系统健全协商民主，提高公共政策决策质量，通过培养职业政治家、职业文官、职业法官等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性、均等化和法治化。

　　反腐败需要专业的具体制度设计

　　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

　　２０１４年政治学研究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反腐败，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治腐败展开。学者们基本上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当前反腐败的难题是难以对掌握权力的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反腐败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专业的反腐败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有效运行。有学者认为，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中央一手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一手要加快制度建设。加强反腐立法建设，加快权力公开、党务公开等相关方面立法进程，使权力依法行使、依法运行，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中国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协商民主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

　　围绕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涵和实现形式，众多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有学者比较了中国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产生的不同背景，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反思选举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反思投票民主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是基层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直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当然，实践中的这些协商民主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推广，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一是在社会基层层面，要建立起协商民主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有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协商；二是在政协层面上有政党和界别的代表参与其中，他们去反映民意并进行对话协商；三是在政党层面上，各个党派的成员参与其中，通过自己党派出的代表，与执政党对话协商；四是在国家层面上，那就是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聘请的一些会外的民意人士，去和政党或政府的领导进行协商；五是互联网将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