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擘画的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社科理论界对“四个全面”的形成历程、重大意义、深刻意涵、内在逻辑、推进路径等作了深入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提出并形成的，其间经历了３个阶段。

　　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在党的十八大之前，２００２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２００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报告中重申了这“一个全面”的奋斗目标，并且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距离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８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而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此后，２０１３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

　　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２０１４年，也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就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

　　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把“三个全面”首次扩展为“四个全面”。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虽然都提出过“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但“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江苏考察调研中首次提出来的，并且是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组合在一起，作为“四个全面”首次提出来的。 

　　“四个全面”的重大意义

　　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李升泉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巨大飞跃。

　　开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不断开拓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升的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面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考谋划治国理政一盘棋。“四个全面”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拎起了治国理政的总纲，集中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

　　确立中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总方略。由大向强，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如何实现这“关键一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课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更好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来确保发展风险有序可控，以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开启接续打造“中国优势”的新篇章。“四个全面”是将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之中的大手笔，推进“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打造和增创“中国优势”。

　　“四个全面”推动世界治理思想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表述了面向中国未来发展的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清晰指明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对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的当代世界，“四个全面”具有推动世界治理思想变革的重大意义。

　　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西方治理思想主流。“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导致这些年来西方理论界对国内治理的“无目标、多主体”主张，造成对金融衍生化发展趋势的放任，最终演化成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文明冲突论”则认为，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由此带来的政策后果是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结果是美国自身陷入中东泥潭无法自拔，而它的一些对手却发展成今日“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形态，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都陷入困境，西方各国疲于国内事务“救急”，无力提出新的系统性的治理思想。中国提出“四个全面”，在全球治理思想陷入迷茫之际，给出了一个占全球人口１／５的大国如何做到协同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实现全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为梦想而奋斗的回答。从顶层设计高度回答了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问题，也是对世界治理思想的重要贡献。

　　“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整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此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分析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四个全面”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说明，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也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

　　三大战略举措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就必须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也必须由党来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正确处理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及时做好法律立、改、废的工作。而全面依法治国，也要坚持改革方向和问题导向，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

　　施芝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这一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布局，不但要管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日，也即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日，而且对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将是长期管用的。因此，我们要思想上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个战略布局，用统筹协调的方法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我们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形成改革合力。

　　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是如此，要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其关联性、耦合性，注重统筹谋划、协同配合，做到同频共振、形成合力。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依法治国，同时又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而全面从严治党，则可以使我们党始终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始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