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龙 摄

　　自述

　　“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这是我的长篇新作《南方》（《人民文学》２０１５年１期）的开头，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我写作这部小说的隐喻。２００９年，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但写作是写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来，人会变得无比空虚，整个生命犹如一辆车在半途抛了锚。

　　２０１０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作为消遣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最初我仅仅想写一个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场。

　　现在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小说，我也写到钱藏于蜂窝煤饼这件事。读者可以发现，当这些事写进小说后，全然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小说这门古老艺术和现实的区别。小说有自己独有的逻辑，它有时候像音乐，只要出现一个动机，便可以沿着它不断发展、变化，然后从现实中飞升起来，绝尘而去，把现实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写下了这个开头。我像小说里的傻瓜杜天宝一样，脑子里“慢慢就出现了天空，南方的街道和房屋，它们像放露天电影时的幕布被大风刮着，晃来晃去”。我看到傻瓜杜天宝的三轮车上坐着一对双胞胎美女。

　　我的故事还是写永城，这是我想象中的城市，但读者完全可以把这座城想象成宁波。在《南方》里，我写到了三江口、护城河、法院巷、布衣巷和鼓楼等地方，也写到了宁波的风土人情、气候及物产。我要感谢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她提供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想象。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描述及虚构这座城市也是其责任所在。

　　我原本只想写一部轻松的小说，没想到我花了五年时间。通过漫长的写作，我看清了时光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位高僧需要一生的修为才能烧出舍利子，写作就是作家在时光里的精神博弈，而作品只不过是作家在时间里的生命晶体。在这五年中，杜天宝渐渐地变成了次要人物，而那对双胞胎姐妹花，以她们独有的命运站到了前台。《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轻松的作品，它已变成一部探讨人性及其边界的小说，一部关于命运的沉重和惨烈的小说。

　　艾伟，１９６６年３月出生于上虞。著有长篇小说《南方》、《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等，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等多种，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曾获得《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等，作品多次登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