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首先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的。２０１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深入论述新常态。去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阐释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已然是进行时，如何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新常态是新认识新概括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指出，经济新常态并不是一个随意提出的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战略内涵。它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均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改变。我国经济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常态的内容不能泛化，不能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失去解决矛盾、问题的时机和动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现象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导致长期经济政策发生偏离；更不能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不能把经济下行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需求不足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　　

　　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和理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基调，关系我国经济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势。因此，形成对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十分必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等９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全面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九大特征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中体现了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决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不可把新常态庸俗化

　　邱炜煌在《北京日报》撰文提出，一些地方和同志滥套新常态，把新常态庸俗化，曲解中央对新常态的要求，应该引起重视。

　　把新常态庸俗化，不但体现在对中央决策的认知模糊、态度漠然，而且还反映了一些人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精神状态，更为严重的是消解人们的斗志、削弱中央的权威。

　　把新常态庸俗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标签化。有的同志为了体现自己“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什么工作都冠之以“新常态”。不能把某个偶然、短暂、单一的新变化、新问题、新矛盾视为新常态。二是娱乐化。有的同志把社会生活中各种新、奇、特都纳入新常态，甚至成为插科打诨的元素、搞笑逗乐的佐料，连公务员正常的工作时间不上网不炒股不淘宝也被美其名曰新常态。三是贬损化。有的同志把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称为新常态，为等待观望找理由，为无所作为推责任；有的把一些尚不规范或有待明确的事物简单判断为新常态，如一些单位把取消干部职工的正常福利作为政治生活新常态，诱发人们对反“四风”的不满情绪和对新常态的逆反心理。

　　新常态的本质要求是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攻坚克难、积极作为。它不该成为畏难的托词和失职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为官不为”的挡箭牌。

　　新常态应当创新思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的任务、环境、条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既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很难解决新问题，因而应当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必须围绕新常态的重点任务，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每天作出的选择和决策，其中都有下意识、不自觉的习惯使然成分。长期发展实践形成的思维惯性，使我们即使面对新常态下的新问题，依然很难抛开原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例如，只要经济增速放缓，就习惯于实施刺激政策，结果保护了落后产能，延误了创新。又如，一些地方面对新常态的发展思路依然是铺摊子、上项目。一些人嘴上说的是新常态，但思维方式、行事方式还是老一套。其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还是过分相信和依赖行政力量。这种习惯影响之深，有时会使人们认识不到它是一种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旧习惯。

　　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刊文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１０至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的５％，然后进一步下降到２０２３—２０３３年的３％略强。其预测依据是所谓的“趋中律”，即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种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大体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这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是，这类预测既没有对中国经济减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明显低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虽然正在经历下降过程，但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将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年度潜在增长率，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为１０．３％，“十二五”时期为７．６％，“十三五”时期估计为６．２％。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再为中国赢得接近２个百分点的额外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７％左右这样一个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近年来仅略高于３％，是各国经济不同增长速度的平均值，而不是各国经济增速一概略高于３％。我国经济增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上下哪个位置，绝不是由什么统计“规律”先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政策应对。全面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理解我国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并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对“新平庸”的超越。

　　地方发展要跟上新常态节奏

　　周人杰在《人民日报》刊文说，总的来看，与全国ＧＤＰ从高速向中高速的回落相匹配，各地指标或多或少在调控。中国ＧＤＰ总量已经今非昔比，６３．６万亿元的体量，哪怕只有７％—８％的增速，实际增幅都不得了，所带动的企业效益、就业人口都是天文数字。放到各个省来看，也同样如此。因此，着实没必要过分纠结快慢，在一定速度基础上，侧重关注结构与质量、幸福与平安，才是理性之选。

　　然而，步入新常态，不等于不要增长了；清醒对待ＧＤＰ，不等于不要ＧＤＰ了。各地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比如，上海可以不再关注ＧＤＰ指标，而有些中西部地区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点。其实，从中央到地方，降下来的ＧＤＰ增速，本质上属于一种预期性约束。７％也好，８％也罢，只是底线要求，只为减少“锦标赛式”的金牌压力。如同真正的优等生从不是家长们逼出来的，好马会“无须扬鞭自奋蹄”，好的增长潜力也不是硬压出来的。把担子放下，集中精力改善发展软环境，简政放权，为企业自主壮大提供公平竞技的舞台，效果将更好，反过来还会“逆袭”，带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　　

　　数字减负的背后，是政绩观的矫正。以往，为了追求漂亮的工作报告，一些地方热衷于互相攀比、寅吃卯粮，土地财政、融资平台搞得不亦乐乎，结果严重伤害长期发展的内力。欲取之，必先予之，把ＧＤＰ这根紧绷的弦松下来，目的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是为“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当省、市、县各级治理者的目光，从单一的增长率转向综合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必将绽放新的生机与活力，不啻一场“二次革命”。（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