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７日，贵州省纪委通报了５起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问题。其中，罗其方担任遵义市委副书记、仁怀市委书记、桐梓县委书记、县长期间，经常与在桐梓、仁怀承揽工程的私企业主以打麻将等方式进行赌博，少则赢取３万元至４万元，多则１０万元至２０万元不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至２０１４年６月，罗其方通过与私营企业主打麻将获利２００多万元（３月１９日《南方都市报》）。

　　有求于官员的企业老板，通过赌博向官员输送利益早已不是新闻，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由于官员手中有权，赌博就成了下级讨好上级、老板拉拢官员的通幽曲径。官员好赌，通过赌博获得大额利益并非赌技过人，而是权力凌人。

　　对此，最高法和最高检早在２００５年就明确规定：“通过赌博或者为国家工作人员赌博提供资金的形式实施行贿、受贿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然而，从最高法和最高检的明文条例到中纪委三令五申，为何还是震慑不了“官赌”呢？

　　笔者以为，赌博只是一种形式，权力寻租才是“官赌”的内核。即便禁得了赌博，贪官们照样可以变出贪腐新花样。杠上开花的“权力寻租”，本质上是权力的失控、失范。只要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有所不同的只是寻租的形式而已。

　　四人麻将桌其实就是一个权力寻租的圈子，“官赌”里的麻将圈，其实是一个有门槛的权力圈，有这种圈子存在，行贿受贿的丑事就不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因此，要遏制这种赌博行贿潜规则，还是要从打破权力圈子角度发力。

　　当然，清理几个官场贪腐圈子，让几个贪腐的官员落马并不难，难的是，彻底打破官场的圈子，让百姓知道官员是如何行使权力的。这就需要让权力裸露在阳光下，让官赌的“权力寻租”，永远“三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