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

    每个人对自己的童年都有很美好的回忆。刘国娟说，她是没有童年的。

　　４岁养阿妹，５岁服侍阿太，７岁织网，８岁剥大豆。一直是做个不停。多想吃得饱一点，多想睡个安稳觉。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年代的疯狂挑战着人性的极限，“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成分的家庭遭到了摧残和蹂躏。刘国娟的家庭里，爷爷刘根堂和父亲刘生龙是资本家，就常常会有红卫兵来抄家，小小的她心惊肉跳。十几岁的刘国娟面对这样的境遇，害怕得全身发冷。她要面对别人的白眼，村人的捉弄，朋友亲人的疏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那个时候，她憎恨自己出生在那样的家庭，要是根正苗红，就不会有这些“优待”了。她看别人的眼神是胆怯的、卑微的、恐惧的，又是无奈的，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多难啊。以至于四十多年过去了，谈起那个年月的往事，她依然心有余悸，听到锣鼓声响起的时候，会条件反射似的发抖。

　　善良的种子就是那时在她恐惧的灵魂里发了芽，要活出人样还要做善事，这是她的一个梦。

　　这种思想强烈地占据着她的心。

　　我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接触她，这位声音沙哑，穿着朴素，文化不高却心怀善意的女企业家刘国娟，这些年，记不清我们有过多少次闲聊，一杯绿茶，听她絮叨那些过往人生中的点滴。

　　为了挣几个钱，孩子小产了；为了挣几个钱，三十几岁就进入更年期；为了挣几个钱，被坑得几乎倾家荡产；为了挣几个钱，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日；为了挣几个钱，一天搬上千箱的啤酒，肚皮上没有一块好肉；为了挣几个钱，外出进货吃两三块钱的快餐，下午三四点钟吃午饭，这样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几个钱，对自己极其抠门。二十年来，敬老院、学校、贫困山区，她送油、送米、送被子、送钱，帮助别人不计其数，捐款捐物，从不吝啬。

　　她的亲人，朋友，员工，都说她是个傻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说送人就送人，眼都不眨一下。到底图个啥？她说，你不懂，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明白分享是一种快乐。

　　在刘国娟的心里，深埋着爷爷刘根堂的一句话：“阿囡，做人要做好，能帮则帮。”这几十年来，她帮过多少人，自己也记不清了。

　　第一次采访刘国娟，她就讲了一则童年时和皮夹有关的旧事。小学一年级时，早上，她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去上学。在路上见到了一只皮夹，躺在路边的草丛里。捡起皮夹，里面是四张十元的人民币。四十元，相当于他们全家半年的生活费。连书包也买不起的她站在路边，等待失主。中午了，母亲不见女儿读书归来，沿路寻找。刘国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她说：“你先回去吃饭，我在这里等。”刘国娟匆匆回家，喂饱妹妹，又马上赶去，接替母亲等待。天渐渐暗下来了，丢失钱包的主人匆匆赶来。失主为了感激小国娟的善良，买来一只书包送给她。至今这只书包还被刘国娟完好地珍藏着。

　　每一次见到刘国娟，她的穿着都很朴素。就连去参加宁波文明之星的颁奖时，她也是穿女儿的衣服。所得的奖金又转手全都给了贫家孩子朱冬冬。我问她，你们还有联系吗？她摇摇头，说帮人不求回报。

　　六年过去了，朱冬冬早已毕业，去了哪里，一无所知。还能找到她吗？找到她之后，她还会记得那个叫刘国娟的人吗？我在网上查到了朱冬冬现在工作的地方———余姚市舜水幼儿园。打电话过去，问是否记得刘国娟这人？“记得的，她是个好人。”“她将一个信封给我的时候，我愣了好一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里面的金额是３０００元，太意外了。”“我一直想对她说一声谢谢，就是不知道她的电话。”“我感到她很了不起，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地慷慨，我终生难忘。”朱冬冬在电话里有点激动，语速很快。刘国娟不知道，自己当年的善举，会令这个女孩一直铭记在心。

　　在澥浦敬老院里，放着一台刘国娟捐赠的空调。说起这台空调，还有一个小故事呢。２００３年夏天，刘国娟的女儿高银蕾回家过暑假，嚷嚷着要爸妈买一台空调。刘国娟和丈夫商量后，花了一万多元钱买了一个立式空调。可空调在家里放了不到五天，就被她搬到敬老院去了。女儿为此好几天没跟她说话。现在女儿懂了：什么是幸福，就是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得幸福。二十多年来，刘国娟就认准了这条路，执着地走到了今天。每当去敬老院，看到老人眼中流露出的感激的目光，听到他们夸“这闺女真好”时，心中总会激起阵阵幸福的涟漪。

　　“积财于子孙不如积德于子孙，我活着，就是要让每一天都没有遗憾。”

　　这里，有着她含辛茹苦养育领养了孩子，又拱手送还亲生父母的故事；这里有她孝敬老婆婆，几十年形同母女的故事；这里有她在灾情中雪中送炭的故事；这里有她作为女企业家强烈责任感的故事。所有的故事中，都镌刻着一个字———爱。

　　人们常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个人的文明素养：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或许刘国娟并不懂得这四句话的内涵，但她在用自己的善行注释着每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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