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前不久，市民吴女士带着４岁的儿子，在翠柏路被一男子夺走了手中的拎包。让吴女士最心疼的并非包内的财物，而是孩子当场被吓得哇哇大哭，回家后还一直嚷嚷着“有坏叔叔”……据悉，该案已经告破，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刑拘（４月１５日《钱江晚报》）。

　　李某终将被依法严惩。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吴女士的小孩，这么小年纪就看到了最“少儿不宜”的阴暗面，用什么去抚慰他受伤的幼小心灵？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是说，精神损害赔偿只是针对受害者，且只有“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主张。吴女士的儿子虽然受到了极度惊吓，但也只是个“旁观者”，无法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但在国外，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要宽泛得多，甚至有一名美国家庭妇女状告某足球俱乐部夺走了她的“球迷”丈夫，法院判决也支持了她的精神赔偿请求。这在我们看来未免太夸张，但美国精神赔偿的“旁观者规则”却值得我们借鉴。

　　“旁观者规则”，即旁观者因目睹别人被侵权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得到赔偿。当然，“旁观者规则”中的旁观者，并非是指不特定的“路人甲”，而必须是受侵害人的近亲属。目睹自己的亲人受到暴力侵害，所受的精神损害不言而喻。因此，给“目睹犯罪”的小孩一些精神赔偿，是理所应当的。

　　不否认，即便得到一些精神赔偿，也无法弥补小孩的心理伤害。但应该看到，“精神赔偿”除了是对心理受损者的一种抚慰之外，还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和导向性。试想，李某选择吴女士下手，不正是看中她带着孩子，“顾人不顾财”，才更容易得逞吗？如果我们也有“旁观者规则”，至少能给犯罪分子另一种心理威慑：抢夺带着小孩的妇女，不但要罪加一等，还要多赔一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