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５月７日，２５岁的河南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打工时，突遇工友落水，为了救出工友，王超杰不幸落水牺牲。一同救人牺牲的还有一名东北工人。让王超杰家人不解的是，那名东北工人因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４０多万元，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１９万多元，两者相差高达２１万元（５月２３日大河网）。

　　人命无轻重贵贱，损害赔偿不应分三六九等。但长期以来，农民工在遭遇医疗损害、交通肇事以及其他灾难性损害后，却常常因户口遭受数以倍计的赔偿“打折”。这种咄咄怪事频现，除了凸显城乡二元体制的诸多问题之外，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有悖社会公平，多年来一直是舆论讨论的热点，认为赔偿标准荒唐、呼吁“同命同价”几乎成为一边倒的声音。

　　但“同命不同价”在各地上演“连续剧”，不合情理却“合法”。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标准根据死者的户籍性质不同，分别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之后，司法、立法机关虽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补救”，规定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可以适用城镇赔偿标准，并要求“就高不就低”，但一直未见刚性的“同命同价”法律走上前台。

　　去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表明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户籍制度在我国正成为历史。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农民工王超杰见义勇为牺牲后，理应与城里人“同命同价”，而事实却相反。这表明，虽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不合适宜，但真要填平城乡间的鸿沟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情势下，修改、完善、废除相关“歧视性”的法律条款，已成当务之急，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