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老牛基金会秘书长的雷永胜，在《中国慈善家》今年六月刊上发表文章，向公众解释什么是“公益慈善”，其中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就是先富起来的人要先善起来。

　　从理论上说，慈善不分先后，也无关穷富。笔者之所以赞成雷永胜的观点，是有缘由的。

　　因为“先富人群”有能力。做公益是要花钱的，而先富人群的最大优势，就是有钱。他们拿出一小部分多余的钱，就能帮助遇到特殊困难的个人，还可以通过建立家族基金会、投资公益项目等规模更大的方式，解决一个区域、一类阶层的共性难题。据《２０１４胡润百富榜》统计，中国有１２７１位企业家的财富已经在２０亿元以上。如果他们捐出３０％的资产，其总额就有万亿元以上，可以缓解困难群体生产、生活、就读、就医等民生方面的很多问题。而捐出３０％的财富，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先富人群”有需要。按照马斯洛理论，人类的需求就像阶梯一样，由低向高发展，当物质的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就会追求精神上的需求，最高一层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富豪捐出一半甚至全部财富的事，经常见诸报端，如美国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随着中国的富翁逐渐增多，自愿捐献部分资产的人也在增加。企业家牛根生就是一例。他发起并创立的老牛基金会运行十余年，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其家族的收获也颇丰厚。他认为，行善多年，自身的思想境界与道德情操得到了完善和提升，家族也获得了一种安全的、高尚的财富传承方式，与此同时，家族精神得以形成，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这是难得的幸福与满足。

　　当然，精神层面需求的提升，不可能大家齐步走，有的觉悟得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也可能有至死不悟的。但从发展趋势来说，需求从物质向精神上升，则是必然的。

　　因为“先富人群”有责任。“先富人群”先善起来，也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财富的真正作用，并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实现其所在价值，即帮助他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时代进步。创造财富是“先富人群”的贡献，让财富发挥更大作用，则应视作他们应尽的义务。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治安不佳、道德下滑、人性向恶、情感淡漠等问题的存在与加剧，无不与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联系。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动荡与分裂。所以，许多国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西方国家有做公益的习惯，起因于大多数人信仰耶稣。他们认为赚钱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罪孽”，把赚到的钱捐一部分出去，就是为了“赎罪”。我不信耶稣，但我认为，我们的“先富人群”在富起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罪孽”，比如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而且或多或少对自然与社会环境带来一些损害。捐助社会，帮助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占有社会资源较少的人群解决困难，让他们的生活也能逐步得以改善，不是“赎罪”是“回馈”。

　　近年来，“先富人群”投身公益的人数与金额都在增长，但跟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社会需求及公众愿望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当然，慈善行为，一定得出于自愿。“先富人群”可以把多余的钱用于挥霍，也可以用于公益，这是他们的权利，旁人不能干涉。但社会肯定会根据他们的善恶表现，做出公正的评判。到时候，他们自己的良心也会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