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全方位稳定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１５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ＧＤＰ同比增长７．０％，经济运行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但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我国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牢固，向好势头仍需巩固，中国经济稳增长需精准发力，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扎实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经济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信号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处于合理区间，许多指标出现回升势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分析认为，二季度以来稳增长力度加大，简政放权、金融等改革不断取得突破，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双双发力，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这些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信号。

　　在专家看来，随着前期出台的各项稳增长政策和改革措施效果的进一步显现，中国经济有望延续近期的好转态势，下半年经济有望好于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触底反弹的迹象，随着稳增长政策从二季度起开始加码，一些前期的风险点得到有效对冲，预计中国经济三季度会出现小幅反弹，全年增速也能够维持在官方设定的可控范围内。而在曹和平看来，当前经济回稳的基础并不牢固，经济下行压力仍不容小觑，要完成全年增长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

　　“新三招”保证稳增长后劲

　　跟以往相比，如今稳增长的“新旧动力”转换，与转型升级、创新创造等经济发展新常态密不可分。要保证稳增长的后劲，李克强总理给出了“三招”药方：一要多出深化改革开放的“硬招”。二要多出针对性强的“实招”。三要多出提升发展能力的“新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认为，“新三招”里面，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破除部门利益阻隔，发挥好政府的带头作用，通过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拉动投资，尤其是以ＰＰＰ模式为主的公用事业投资。目前投资仍然发力不足，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资本仍然以观望、迟疑的态度居多。以ＰＰＰ项目来看，有的地方政府“懒政”现象较为明显，缺乏创新意识、责任意识、改革意识，对这种投资模式的认识和管理都还不到位，对于民间资本也缺少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且缺少对规模较小的民营资本的整合、引导，导致社会资本无法有效调动起来。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指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从６个方面“发力”：一是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务实推进“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有效落地；三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环境；四是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率；五是货币进一步疏通传导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六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促进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有人以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会自动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因此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缺乏认识，对稳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判断。确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潜在增长率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实现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只有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才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竞争不充分，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在不少产业领域我国甚至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发挥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简政放权仍是稳增长“先手棋”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开年以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８００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在任期内削减１７００多项审批权１／３”的承诺已经提前兑现。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丁茂战表示，大力实施简政放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情，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稳增长”治本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简政放权主要成就包括：一是审批事项大大减少，并联审批、网上审批等给老百姓办事创业提供了很大方便；二是至少在中央层面，采取了不少治本的办法，以有效防止反弹；三是中央政府两年就完成了１／３的目标，这个力度是以前没有过的，也给社会明确的信号，给市场主体以信心。

　　虽然权力清单上减少的项目不断增加，市场却仍有声音表示简政放权遭遇“最后一公里”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存在“放小不放大”、“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使得这项改革与群众的期待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不光是利益阻隔在“作祟”，还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权责不明等本身带来的改革困难。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分析认为，简政放权堵在“最后一公里”，从中央来看，是一些权力部门担心取消和下放权力后自身利益受损、地位降低，所以不愿意放权，造成“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的问题；同时，也有地方对上级下放的权力“接不住、放不下、管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政府由于硬件设施落后、技术手段跟不上、人才缺乏、监管方式单一等因素，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还不大适应。丁茂战认为，要解决简政放权的“提质增效”问题，关键还是要防止下面力度衰减，加强督导检查；同时要注重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解决“梗阻”的问题，抓紧进行顶层设计。

　　社会和基层期盼简政放权持续发力，更希望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下得了”还需“稳得住”。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指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营业执照＋负面清单＋政府监管和服务”，只规定市场主体什么不可以做，其余由企业自主决策、依法经营。可以更加注重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大基层服务平台整合力度，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另外，更加注重县级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的施政能力。

　　（李 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