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又出新花样：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用自己临摹的赝品调包，将馆藏的朱耷、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１４３幅书画作品窃为己有，之后陆续将其中的１２５幅作品拍卖，获利３４７０．８７万元（７月２２日《信息时报）。 

　　萧元之所以能把那么多名画“调包”，媒体报道时用的词是“利用职务之便”。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藏画库以中国书画为主，主要是教学参考用，学院的老师、学生均可凭证件借阅。藏画库共有三道门，３名老师各管一道门，有人要借画，需要通过分管这三道门的老师。而萧元和一名副馆长却有全套的钥匙。所谓“职务之便”，正是他可以用全套钥匙在周六周日作案。

　　３名老师各有一把钥匙，各管一道门，与此前有些农村施行的“三瓣章”一样，就是为了让有权者相互制约和监督。虽说这也不一定能完全避免３人“齐心协力”做坏事，但有了这样的“分权”机制，各人贪腐的难度和暴露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奇怪的是，萧元和一名副馆长却有全套钥匙。这就相当于让他们在进入藏画库和借阅画作上拥有了绝对权力。而有了这样的绝对权力，不管是谁，出不出事，就看他动不动坏心眼了。

　　事实是，２００３年该院对画作进行数据化处理时，萧元就发现其中有很多赝品，正品被人调包过。也就是说，由于有人可以拥有３把钥匙，使得“分权”机制的制约和监督功能荡然无存，此前有人利用这样的“职务之便”贪腐过。但萧元发现这个猫腻后，不是想着如何“亡羊补牢”，而是心领神会地动起了歪脑筋。可怕的是，在萧元卸任馆长后，类似的调包行为也从未停止过。

　　人的自律往往是靠不住的，对权力实施相互分离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制约和监督，才是遏制贪腐的不二法门。萧元的“调包计”，因为颇有技术含量，被媒体称为“发生在小说史话里都会令人啧啧称奇”，但其实质与其他贪腐没啥两样，仍旧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３把钥匙，符合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分权制衡”原理，本可以很好地预防“一手把”“一支笔”“一言堂”等弊端，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却把它弄成了“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等于废了这套制度。萧元利用“职务之便”贪腐，恐怕既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权力需要监督，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制约权力，而只能说我们很少真正把像“３把钥匙”“三瓣章”这样的好制度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