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仇和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７月３１日新华社电）。

　　仇和，曾经是一个“符号”，一个人们用以探讨民主与效率、强权和公正之间矛盾关系的隐喻。他在江苏宿迁工作的时候，宁波市委组织部曾派人去学习考察，干部公示制最早就是仇和在宿迁提出并实行的，不久也在宁波落地生根。对于仇和，笔者起初是“挺”他的，理由很实在：他所到的地方，经济都在进位；他离开的地方，经济却在退位。当时许多一线的市县领导者，抛开有关仇和的争议，把他的施政理念与风格运用在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河南长垣县甚至发动了一场“一学三做”（学仇和，真情做人、正气做官、大胆做事）的大讨论。

　　当时对“仇和现象”最大的争议是，仇和试图“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来推动民主”的方式是可行的吗？对此，笔者当初的态度也很务实：宿迁很贫穷，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需要采取“外部强制推进”的方式，也就是依赖“一把手”不惜以人治和不民主的方式强制推进。笔者认为，在当时法治和民主还不很完备的情况下，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长期从事党建研究工作，剖析了许多“一把手”权力失控的案例，逐渐意识到“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是严重的制度缺陷。“一把手”只是对党政正职的一种通俗化称呼，但很多人理解为权力的集中，权力不受制约。从制度意义上说，党内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一把手”。以用人来说，党内并没有个人用人权，用人权属于一级党委，任何个人只有平等一票。“一把手”的权力必须收敛，必须设定边界。据此，笔者开始反思“仇和现象”，意识到任何试图“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来推动民主”的方式，都是对现有制度的戏弄，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它的正面作用。

　　有学者将“仇和现象”概括为“强人政治”，是有道理的。应该理性对待“强人政治家”，就像当年英国人对待丘吉尔一样，虽然英国人民对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持很高评价，但不再让他连任首相，因为害怕他的专制权力。就国内政治生态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大量“一把手”落马，与权力不受制约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如中纪委决定所指出的：“仇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这种无视约束、不知收敛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仇和落马，宣告了“仇和现象”的终结。仇和，不再是一种“符号”，“仇和现象”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但“仇和现象”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一些人也曾为之迷惑，因此，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必要的、值得的。对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应该通过对“仇和现象”的反思，引以为戒，不是被动地、而是自觉地走进“制度的笼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