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受贿受审。据检方指控，许杰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３年间，利用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接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承揽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５５０万元。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案件中，许杰受贿案的确算不得什么，职位比他高、权力比他大、贪腐数额比他多的人多得是。然而，许杰受贿一案释放出来的信息却不能小觑。

　　其一，清水衙门与油水衙门的界限被打破，贪腐现象蔓延至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以往人们以为，只有那些掌握着人事任免权、财物分配权、行政审批权、司法裁定权的部门，才是腐败易发、多发的高危部门。因为他们有着权力寻租的空间、权钱交易的资本，那些有求于他们的单位或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他们。而像信访、档案等部门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他们中的人员怎么可能产生贪腐呢？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受贿一案的事实告诉我们，贪腐没有边界，贪腐正在蔓延，很难说哪里是一方净土、一块安全地带。

　　其二，传统的行贿、受贿模式被颠覆，私权对公权的行贿成为公权之间的交易。通常情况下，行贿者无论是单位或个人，都处于私权者的地位，行贿的对象皆为手中握有公权的单位或个人；行贿的钱物无论来源是否合法，皆属于单位或个人的私有财产；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加倍的回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在信访局长受贿案中，不是信访者向信访部门领导送钱送物，而是地方政府官员向上级信访部门送钱送物。行贿者、受贿者皆为公权部门。行贿的钱物不是出自行贿者个人腰包，而是公款，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据披露，那些用来行贿的资金有的直接由信访涉案地单位提供，有的则是由涉案地方驻京信访工作组的信访保证金支付。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当地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信访数量”。明眼人不难发现，公权部门之间的贿赂较之于私权向公权的贿赂，其影响更坏、危害更大。

　　其三，制度设计有缺陷，权力得不到约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信访部门本无权，一般不直接处理信访案件，接待、交办、协调、督查，是信访部门的主要职责。然而本世纪初，有了“信访排名制度”，定期通报各地进京上访的件数、人数，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了压力。为了应付各种信访责任追究，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开始向上级信访官员行贿来进行“销号”，有的信访部门成了权力寻租部门和腐败的重灾区。如已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接待二处原处长孙盈科案件中，有１０６位证人提供证言，承认他们曾经请求孙提供帮助，并向孙行贿。

　　综上所述，信访局长受贿案的确释放出不一样的信息，应该引起重视和察觉。一方面，要坚持全面反腐，不留死角，决不能因为所谓的清水衙门就疏于防范、疏于监督。要严厉打击惩处公权部门之间的贿赂行为，防止用公款贿赂“公家人”“自己人拉自己人下水”的现象滋长。另一方面，要规范制度，约束权力，通过放权、限权、权力进笼子，压缩权力寻租空间。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起，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这无疑有助于遏制和减少信访部门的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