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

    有这样三位文学前辈，对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可谓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的文字常常令我爱不释手，击掌欢欣。

　　先说说任溶溶先生。他是位儿童文学作家，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爸爸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童年带来了无穷的遐想和乐趣。

　　说起《爸爸的老师》这首儿童诗，还有一个小故事。这篇发表在１９６２年《人民日报》上的作品，我在四十年后才得以拜读到。那年，我去北京参加文学夏令营活动，一位教授在讲座中，朗读了这首诗，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还特意去了教授住的房间，将这首诗抄了下来。诗中的每一句话，都那么质朴，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从此，我成了任老的忠实读者。

　　和儿童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老，就是一个老顽童。见到他的一张照片，大大的鼻子，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憨态可掬，可爱极了。

　　每每见到报刊上有任老的作品发表，我就会剪下来，细细地欣赏、揣摩、品味，内心的喜悦与敬畏，无以言表。

　　和任老同龄又是同学的草婴先生，原名盛峻峰，是镇海骆驼人。他是《战争与和平》的翻译者，架起了中国读者和托尔斯泰之间的桥梁。他说，取名草婴，草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植物，但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我是草的婴儿，就更为渺小了。盛老的谦逊与率真，由此可见一斑。

　　冯骥才有一篇写盛老的稿子，我极为喜欢。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电话响了，我接起来听。

　　他说：我是草婴。看了你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感动了好几天。

　　我问：你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

　　他说：我是草婴。

　　我说：我才感动了你几天，你的作品却感动了我几十年。

　　岁月的流逝，掩盖不了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草婴先生的文字依然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蓬勃而富有生机。

　　还有一位董鼎山先生，他当了８０年的业余作者，是写作队伍里的一株常青藤。他祖籍宁波。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董老写的《向读者告别》，感慨万千。他定居美国几十年，将美国作家“一网打尽”地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是“美国文学的大使”。他拥有许多忠实读者和知心朋友。他的几百万字的著作和２０余种书籍，是心中流出来的清泉，质朴无华，却力透纸背。岁月不饶人，衰老是生活的常态。他如今封笔，虽出无奈，却还是会令人觉得惆怅和失落。在他的爱妻蓓琪去世之后，他强忍悲痛，又拿起手中的笔，来书写心中的挚爱，也为了完成老妻临终的嘱托———写下去，为了爱你的读者。我读完这篇泪痕斑斑的文稿，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不觉间，他们都老了。但他们的品性、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情怀，却镌刻在我的心里，给了我老朋友般的亲切和温暖。

　　在我的眼中，他们依然是年轻时的模样，因为文学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