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每年的１０月上旬，文学爱好者通常会关心一件事：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我也不例外。１０月８日上午，看到诺奖候选的作家名单，就开始遐思哪位将会“修成正果”。当然，对于作家的地位及其作品的意义，诺奖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但，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奖项，无论是谁获得，瑞典方面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其“靠硬”的理由的。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８日１９时（瑞典当地时间１３时），瑞典文学院宣布２０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果然，候选作家中如米兰·昆德拉、阿多尼斯等已经被世界读者尊为大师的人物与诺奖在这一年擦肩而过。这说明，获奖总是具有偶然性的，而诺奖的意义，在肯定文学本身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符合某一时期需要的作为阶段性的导向或指向的寓意。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获奖，或许意味着纪实文学在世界层次的被重视，或说，需要被重视。

　　关于纪实文学，中国读者会想到一种叫报告文学的体裁。对于报告文学，在我有限的阅读文本里，能读到的精品并不多，但是这些精品令人难忘，比如，夏衍的《包身工》。我们宁波当地也有数位作家涉猎报告文学，也有不俗的成就；外地作家写宁波的作品也有，比如陈祖芬写的《走进宁波》。而更多的时候，报告文学容易沦为某地某单位为着所谓树立形象实则出于表功需要而制作的“新闻堆砌”。相对于“报告文学”的某种现时性特质，纪实文学的深远感和追忆感，似乎更有一种深情、底蕴和不偏不倚，字里行间更显蝴蝶振翅的灵动和脉搏跳动的强劲。比如，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再比如，２０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一系列作品。瑞典文学院的授奖理由如是描述：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

　　说实话，我先前并没有读过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假如不是因为诺奖，我不会留意她。但是，她获奖了，强大的新闻传播会让读者不得不面对她：１９４８年生，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制男孩》《死亡的召唤》等。她所关切的，是“人类疼痛”。例如《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２０吨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

　　关于战争，关于灾难，关于流离失所，这大概是人类史上怎么都不能删除的记忆。当国际新闻里的战乱苦难不可回避地摆在眼前，我们该庆幸所拥有的安详生活。那个泊在沙滩上的叙利亚三岁男孩，实实在在刺痛了人们的良知与神经。那个凄凉的画面，被许多艺术家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我想，叙利亚三岁男孩会成为一种表征与意象，会被类似于阿列克西耶维奇那样的作家所关注。无论是夏衍、茨威格，还是阿列克西耶维奇，我觉得，伟大的纪实作家的心灵引擎驱动有两种力量：一是悲悯，二是忠实。悲悯在于观照人之为人何以身处炼狱而无尽挣扎，忠实在于经悲悯铺垫与打通的道路上，细腻地记录所见所闻所思进而实现“文学穿透”。邱华栋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没有丝毫虚构的成分，“她在作品中用了很多省略号，将受访者口述时的语气与心理状态，用文字表达出来。”

　　悲悯与忠实如同一双翅膀，让阿列克西耶维奇扶摇于文学的天空，也终将蹁跹于现实的瞩目中。我觉得，有些作家是超越诺奖的，即使不得诺奖，丝毫不妨碍其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而有些作家是攀不上诺奖的，这真不是“翻译”的距离，而是“心灵”的距离。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或说“心灵”淋漓着血泪，直面着枪弹、死亡和绝望。这种“悲悯”与“忠实”是她抵达或超越诺奖的根本素质，由此，获奖的偶然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