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燮钧

　　每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撷取可以共通于所有人的记忆，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方向明的《村事五章》存在于明暗之间。有些记忆是鲜活，有些记忆是道听途说，而有些记忆本身也是模糊不清的。不同的记忆，呈现不同的特质。非亲历的部分，往往是灰暗、滞涩的，但它可以是背景，也可以是框架。而亲历的部分，则像古剑，越磨越光。所以，当我读到《祠堂》一篇中这样的文字时，我不由得要击节赞叹———“我只记得在里面偶尔有过几场说书，说书人在台子上坐着，旁边一个拉胡琴的瞎子，天窗落下的光落在稀稀拉拉的听众的头上或肩上，间或有灰尘随着胡琴声落下，蜘蛛在空中荡来荡去也来凑热闹。”

　　这一段文字构成的画面感，非常逼真。我没听到它的声音，但它有声有色，很有现场感，就像是电影。我想，这样的镜头，不只在作者的记忆中回放，它必定是在作者的心灵上驻扎已久，包括那只蜘蛛。这时候，记忆就有了光泽。有光泽的记忆具有传染性，它就不仅仅只属于作者一人，它会激活“我”的记忆，自然还有“我们”的记忆。当所有人的记忆被激活的时候，记忆就不属于私人的了。这是对记忆的超越，也是文本存在的更大价值。

　　在《村事五章》中，有许多这样的珠玉。有的熠熠生辉，有的还蒙着一层“翳”，如果剥去这一层“翳”，它同样有着直捣人心的穿透力。比如在《泽山庵》一篇中，我对“年老的店员”和“酒酿大毛”“大毛嫂”就很感兴趣，但是我不满足。我知道乡村有这样的人，期待着作者的深度打开，但是作者匆匆掠过，把着力点放在了“小店的器具”和“酒酿”上，而这部分更像“程序”，虽有怀旧的意义，到底光泽度有限。在《翁山麓大屋》中，也有珍珠在蚌内闪光，如果能打开蚌壳，也许就复活了———“大屋里住的还有两个‘光棍’，都上了年纪。一个高个子，退伍军人，耳聋，说是炮弹震聋的，路上遇见，他和别人都得喊着说话，像吵架。还有一个矮个子，敦实，黝黑，人称‘黄鳝阿康’，当然我们小孩是不敢这么叫他的。他虽独居，却乐观幽默，喜欢逗小孩玩。”

　　这两个人物，寥寥数笔，就有了生命。不知是否这两个人物勾起了作者更深邃的记忆，在构建心灵上的“翁村”时，他捕捞到了更多的鲜活人物。这便有了后面的《杀人犯阿通》和《记忆里的死亡》。如果说，前三篇还有些庞杂，部分内容仅仅停留在记忆的层面，只是想把记得的相关东西一股脑儿地写出来的话，那么后两篇则更纯粹，它不仅仅是记忆，而是上升到了心灵的层面，以己心换彼心，紧贴人物的灵魂，去体悟人物的命运。他眼中的杀人犯不再面目狰狞，“现在看，阿通真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犯了命案，居然不逃，还把老太婆放到床上，摆出熟睡的样子，还放下蚊帐，然后把桌上的饭菜吃完，抹抹嘴，锁上门，过桥时顺手将钥匙扔到了河水里。”等到阿通刑满释放，甚至化“狰狞”为“妩媚”：先前“母亲每次在路上碰到阿通，就觉得他的眼睛里露着凶光”，因为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父亲曾经引带公安人员到阿通家，并且在上面安排的万人大会上控诉了这个杀人犯。但阿通回来之后，并没有非分之举。“母亲开始害怕，后来也不觉得怕了。母亲说，最近几次路上遇见了，阿通好像还跟自己笑了一下。”就这样，心灵上的翁村，一下子温暖起来。而在电工和他的寡妇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者柔软的内心：“青年电工死后，我想着，以后那个娇小的新媳妇很快就会在翁村消失，真的成为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人，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生活。现在，她不走了，她还在我们翁村，我还可以经常见到她，不特别漂亮却端正的脸，温和的眼神，微微有些扭动的身材。她或者也喜欢这个平和的家。或者是婆婆舍不得她走，这样好的儿媳妇难找……”

　　在这里，作者不再拘泥于记忆，他甚至走进人物的心灵，去猜度“她”的内心。他与这个寡妇休戚与共，为寡妇留在翁村而感到高兴。他们相遇在这个心灵重构的翁村里，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写作会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刚开始时，文字往往被记忆裹挟。写着写着，便有了一种“自觉”。也许，作者还可以写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翁村”。属于作者的现实翁村已经老去，而心上的翁村则永远年轻。如果能复活翁村的男女老少，我想，这个翁村也必是属于每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