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因为教育局安排的学校并非离家最近，近日，上海浦东一名６岁女童将浦东新区教育局起诉到浦东新区法院，索赔精神损失费１元。诉讼结果，女童败诉。法院解释说，《义务教育法》中的“就近入学”是原则性规定，“就近入学”并非就读离户籍地址直线距离最近的学校，而是指相对就近所属地段的学校，就读学校的招生地段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辖区人口分布、道路、小区边界等因素合理划分。因此，区教育局是在履行法定职责，并未侵害原告受教育权（１１月８日《中国青年报》）。

　　法院的解释有一定道理。现实中，教育资源的分布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将“就近入学”解释为“最近入学”，那么，有些时候有些学校就可能因为附近小区生源过多而不堪重负，而另一些学校可能“吃不饱”。因此，当然要给予教育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而不是一味地“最近入学”。

　　不过，问题在于，为何女童所在小区的学生不能“最近入学”需调整到较远的不知名学校，其他小区的学生却可以“最近入学”在家附近的知名学校？对此，浦东新区教育局解释，“她户籍地编制单元内小学班级规模严重短缺”，并且“对涉及教育公建配套设施建设的，应事先征求教育部门的意见，但她的户籍地的住宅从规划到建成，从未向教育局征求教育公建配套设施的意见”。类似事件、类似理由，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且不乏媒体报道———明明小区附近就有Ａ小学，但孩子偏偏被划到好几公里之外的Ｂ学校，而Ｂ学校周围的小区孩子，却被划到离家好几公里之外的Ａ学校。

　　看得见的是明显的管理混乱，人们怀疑的则是隐含的不公平。不幸的是，这种怀疑往往被证实。事实表明，这种所谓依据“就近入学”划分学区的事情，总是深藏着腐败问题。例如，曾任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长的李伟明，就是利用这种权力来捞钱。他将优质名校迁进相应的楼盘，或将某些楼盘划进名校学区。于是，学区房房价飙升，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再向他输送利益。放眼全国，这种腐败现象并不少见。如此，某些小区的学生被划出离他们最近的学校读书，岂能用“就近入学”而非“最近入学”解释？教育部门如此使用自由裁量权，又怎能让公众心服口服？

　　“就近入学”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最近入学”，具体实施时，确有必要给教育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要明确的是，这种自由裁量权不能是无限的，也不能是不受监督的。因此，确立“就近入学”，原则上应当“最近入学”，如果不采取“最近入学”，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有合理的理由并公布；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学区划分和调整，应当公开，并且应当召开有社区代表、家长参加的听证会；学生及家长对于学区划分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没有合理理由或明显不公正的，上级部门应当及时纠正，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纪检和检察机关也应当加大反腐败力度，防范官员利用自由裁量权破坏公平，从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