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巧琼

　　对于史书，我向来敬畏有加，这也包括了历史教科书。想想，汇聚了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的事件，正襟危坐地从头读到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忘得差不多了。

　　亏得我们还有“戏剧”这东西，这可比史书生动多了。生旦净末丑往戏台上那么一站，再抛出句定场诗，譬如“奉主之命出朝堂，一片丹心保楚邦”什么的，忠奸立辨。如果还搞不清楚，你可以看脸啊———红脸黑脸白脸大花脸，是啥角色，准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然而，刀尔登说：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也就是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个坏人，或者一棍子打醒一个好人。遍览他的《中国好人》，不见一个纯粹的“好人”，也找不到一个坏得渣都不剩的“坏蛋”。当这些历史人物走下戏台，卸去浓墨重彩，我眼前的，不再是一个个泾渭分明的好人或者坏人。他们，有无奈，也有纠结，有矛盾，也有挣扎。而这无奈与纠结，矛盾或挣扎，在刀尔登漫不经心地讲述中，显得格外淋漓尽致。

　　儿时看越剧《桃花扇》，老人们总会一边流着泪，一边骂：香君真可怜哪，那个大胡子（阮大铖）真恶、真坏！实际上，阮大铖也因热衷权势，荣登《明史》“奸臣传”，令人不齿。但问题是：这恶与坏是咋来的？坏人打一开始就是坏的吗？

　　提起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的恩恩怨怨，可就说来话长了。原本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尚算不错，但阮在遭遇东林党人几次打压后，觉得投效无门，干脆倒向阉党，展开反噬。双方互撕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事实上，历史中的每次党争权斗，大多以失败收场，咬出一嘴毛，谁也卖不了乖，倒是白白地便宜了看好戏的第三方。

　　对于好人主义，刀尔登一言以蔽之：（他们）擅长干两件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在这儿，作者讲述了“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顺便也总结了当时的主流观念，那就是“捉、坏、蛋”。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而阮大胡子，则不幸被选中，成了东林党人笔下的“小人”。

　　至于曹操，永世都是扮白脸的份儿，这边台上演，那边台下骂，被人骂了也快千年了。但诸位看官在骂的同时，有没有一点眼红呢？

　　通常，政治领袖在文学上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做个文学爱好者就差不多了———君主才高过人，倒显得有些咄咄逼人了。

　　曹操名声差，照刀尔登的话说，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若是他称帝为王，那自是另一种说法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做文士而称孤道寡，什么好处都被他一个人占光了，那让其他人还怎么玩呀？不骂死他才怪呢！

　　历史人物中，唯一在人性上无懈可击的，是包拯。作者掰着手指头，历数包拯的优点：他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这么完美的人，多难得啊。只是最后，刀尔登纳闷了：包拯为什么不笑啊？

　　对啊，包拯，你为啥不笑呢？为啥不交朋友呢？为啥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