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年慈溪市政协组织编写出版的《林汉达小传》

林汉达先生

林汉达部分历史故事著作

　　简陋的林家老屋

　　年前，我与慈溪市志编辑部同仁在龙山镇一位干部的引领下，来到了凤浦湖畔龙头场村，寻访林汉达先生的故居。说来惭愧，我虽然对这位乡贤抱有深深的敬意，也收藏了他的数十种著作，还写过几篇长长短短的文章，但从未拜谒过他的故居，只是在史料照片上见过。

　　龙山镇旧属镇海县，１９５４年划属慈溪，所以，新版《辞海》说得并不准确。龙山镇人物收录于《辞海》的共有两人，除了林汉达，另一个是虞洽卿，而虞氏在１９９９年版《辞海》中写明是“镇海龙山镇（今属慈溪）人”。龙山镇有一条３２９国道经过，将境域分成东西两边，东边濒海，虞氏故居就在龙山所城的山下村；西边靠山，林汉达故居就坐落在凤浦湖畔。而龙头场这个古老的地名，至今已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原来，龙山在唐代已产盐，至南宋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设立了龙头场盐课司，从此成为两浙重要的盐产地和盐政管理机构。而龙头场这个地名也就流传了下来。

　　在龙头场村，我们走过一条南北向的老街，再向东，在村中民居密集的一条小弄里找到林汉达的故居，门牌号是新装上去的———龙头场西路８２号。 这是一幢低矮的楼房，二层二间，南有平房二间，是农村中最为简陋的五架廊。楼房与平房相隔间距极为狭窄，恐怕不到两米，东墙相连处自然成一小墙门。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幢十分破旧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明显与周边的新建筑形成反差。它的苍老、黯淡与无奈，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而我却一言不语，脑海中无端地跳出“陋室铭”三字，挥之不去。

　　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７日，林汉达就出生在这里。

　　艰难的求学之路

　　林汉达的祖父是个文盲，父亲也只读过一年的“雨书”。所谓“雨书”，就是在一年之中晴天干活，雨天才读书。但他的父亲利用晚上时间自修学习，所以在村中也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父亲很勤劳，先是帮人耕种，后来做小生意，又租了几亩田种，养家糊口。林汉达八岁上学，寄读在邻村一个叫黄文龙的地主家里。其实所谓的寄读，是给地主家做杂活，什么抱小孩、扫地、洗碗、劈柴，都要干。那年冬天，天特别冷，小汉达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打扫院子，冻得双手溃烂，这些冻疮疤痕就永远留在了他的手上。九岁那年，小汉达再也不愿在地主家寄读了，就回到家里，在本乡一家私塾读书。但是家里有好几个弟弟需要他照料，以至于他经常缺课，有时好几天不能去上课。有一次，小汉达偷偷地拿着书包去上学，半路里他的母亲赶上来，要拉回去帮她做家务。小汉达委屈得哭了。这时有个村人见了，就批评小汉达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怎么可以赖学呢？”小汉达听了哭得更伤心了。以后几年中，林汉达有一半时间帮家里做事，还干些下地、车水、摇船、轧花等体力活，他是多么渴望能有时间安安心心地读书啊！

　　１９１３年，家里来了一位远房姑妈，她是小学教师，见小汉达这么喜爱读书，就劝他的父母亲送他去教会学校念书，可以免费上学，将来或许能有出头之日。林汉达终于获得了到宁波崇信中学高小部读书的机会，三年后毕业。那年１５岁。

　　为了积攒上中学的费用，林汉达在观海卫约翰小学当了一年的“助教”，得了４０元大洋，考入崇信中学二年级，１９１９年毕业。他之后又教了两年书，积了一年的学膳费，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二年级。在大学里，他一边发愤学习，一边为了生计去城里青年会夜校教英语（一周三次），有时因赶时间和节省费用，去教夜校时经常不吃晚饭。林汉达的英语特别好，在他毕业那年，他以之江大学学生身份参加由上海世界书局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英文比赛，他的“战争与和平”演讲荣获第一名，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

　　１９２４年，林汉达在之江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任四明中学英语教员。１９２８年，进入世界书局，历任英文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在世界书局的近１０年时间里，林汉达崭露头角，他编写出版的英语研究、英语教材、英语词典、英语翻译等著作，有２０余种，畅销全国，在教育界、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世界书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也是因为编著英语课本一事，林汉达与林语堂打了半年官司，此事对林汉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汉达编著的《标准英语课本》，１９３０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后，销路很好，不料被林语堂指为抄袭他的《开明英文读本》。在事实面前，林汉达赢了官司。但在复杂的社会里，这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介书生虽然官司胜诉，但纸型却被销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次长朱经农是林语堂的朋友，对林汉达施加压力，朱经农甚至嘲笑他说：“林语堂是博士，你是什么？”林汉达回答说：“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竟然引起哄堂大笑。

　　受此刺激，林汉达立志要拿个博士学位给他们瞧瞧。当时，国内有许多教育界人士把美国博士的头衔看作最尊贵的荣誉，于是，林汉达在１９３７年毅然辞去世界书局之职，告别妻儿，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就读民众教育系。他读了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三个假期，读完了博士学分，获得博士学位。

　　杰出的爱国志士

　　林汉达在美留学期间，正是我国民族危机深重、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大片国土的时候。他经常在美国学生中举行演讲（不下５０次），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和反对美国孤立派。他那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得到美国进步学生的尊敬和支持。１９３９年秋，林汉达学成回国，在迁至上海的之江大学先后担任英语教授和教育教授、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江大学内迁，林汉达留在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并任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之江大学复校，林汉达仍任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接受共产

　　党和平建国主张，阴谋发动内战。林汉达积极参加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他经常到各大学、中学去演讲，发动广大师生参加反蒋运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他与马叙伦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即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３日，民进参与发起并组织了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的、有１０万群众参加的反内战大会，林汉达与马叙伦等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

　　曾参加过这次运动的袁鹰，有如下的记述：

　　林先生的讲话，是他从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０个月来多次演讲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我当时在我们之江大学学生的队伍中，远远望见林先生站在设在一辆敞篷卡车上的主席台边，挥舞手臂，大声疾呼，全场群众跟着他的话声，齐声响应，情绪激奋。我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喊声：“……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这时，全场群众齐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

　　……他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它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的斗志；又像一把把利刃，直刺反动派的咽喉。

　　林汉达随后遭到国民党通缉。上海地下党为了林汉达的安全，秘密将他送到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他历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新文字协会主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林汉达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等。１９５７年５月，林汉达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呼吁全党要重视教育，要求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提高，指出全国扫盲工作计划有不切实际之处。次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学习，１９５９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１９７０年１月又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２年６月，林汉达因病被送回北京。７月，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完成审校《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当时他抱病工作，通宵达旦，就在审完书稿的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于７月２６日凌晨去世，为党和人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终年７２岁。７年后，林汉达获得平反昭雪。

　　卓著的学者和作家

　　林汉达的一生与教育密切相关，他在上海、东北、北京的三个时期，都在从事着教育研究与实践活动。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进行的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乃至文字改革、编写通俗历史故事等，堪称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１９４１年，林汉达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向传统教育挑战》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他以心理学原理为切入点，对传统教育给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韦悫在序中称：“他（林汉达）以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与透彻的讨论，揭露传统教学法的特点，这样的一本书的确是破天荒的著作。”

　　林汉达的另一部教育理论著作《西洋教育史讲话》，１９４７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林汉达对语文改革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所以他对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他就对民众读物和拼音文字发生了浓厚兴趣。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编著了一系列的专著，先后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国语拼音课本》《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新文字写法手册》《新文字速成课本》《新文字自修课本》《新文字拼音方案》《中国语文的整理和发展》《新文字单音字汇》《求解写话两用词典》《定型化新文字》《新文字手册》《文字改革是怎么回事》《注音扫盲拼音识字课本》《汉语拼音自修课本》等。林汉达先生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国推广普通话贡献良多。

　　他还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拼音）写中国历史故事，他写的第一部书为《东周列国志新编》，后来又将拼音改译为汉字。他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三点要求：文字口语化，词儿规范化，语法精密化。此书１９４８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后对全书又作了修订，书名改成《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他在序中说：“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以自由阅读。”

　　林汉达编写出版的历史故事集还有《前后汉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和《上下五千年》。其中《上下五千年》是他未完成的一部遗稿，由曹余章补充续写，自１９７９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多次被评为优秀读物，并用多种形式重版，已发行１０００多万套，始终热销不衰，成为中国当代出版界的一大奇观。林先生若地下有知，也定会感到欣慰。

　　真挚的故乡情怀

　　林汉达先生自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后，就极少回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回乡，给家乡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１９５６年６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汉达回到故乡林家村，视察农村教育。他在龙场小学召开了座谈会，听取家乡的办学情况，深表满意，并鼓励教师在做好学校工作的同时，积极为龙场乡（当时林家村属龙场乡）扫除青壮年文盲多做贡献。有的师生也向林汉达先生反映了实际困难，如乡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学校缺少室内活动场所，没有必需的教学器具和图书。林汉达听后当即表态：“教师工资应设法解决，否则对教育不利。”并责成慈溪县将情况报浙江省教育厅。他还当场表示，将他名下的房产全部捐献给学校。又将１２００元稿费（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一说是２０００元）捐赠给学校作为购买图书以及村团支部开展青少年文体活动的经费。回到北京后，他还给学校和村里的青年写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乡情与关爱，还寄来了亲笔签名的新书《东周列国志新编》（三联书店版）。

　　１９６３年，林汉达先生第二次视察慈溪的教育工作。此时他已无官职，只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故乡调研。但他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热爱事业的心，却丝毫没有改变。

　　谨以此文纪念林汉达先生诞辰１１５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