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我再一次听到了严子陵的呼吸。

　　我曾一个人去客星山。客星山的名字由严子陵“客星犯帝座”的典故而来。客星山在横河最西边，长得有些与众不同。它与东边的山似连非连，比东边的山高出些，像一幅书法，结尾一个有力的顿。这个顿，有人说它像一座坟。其实，说它是一座坟是对的。我找不到严子陵的坟，就把整个山丘看作他的坟了。

　　严子陵本是会稽余姚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区划调整，客星山北麓连同我们的祖辈父辈以及这一带的河流、稻田和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都划给了慈溪。我们也就将归葬客星山的严子陵认作我们的老乡了。毕竟，严子陵是历朝历代文人心中的偶像，我们把他认作乡先贤，头上不是多了一圈虚幻的光吗？但是我们似乎只是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新修的县志里，将他的故事挂在嘴上偶尔向客人炫耀。我们真没干什么。我因为要写一点无用的文字，独自爬上这座外形据说与富士山颇有几分相像的山丘，却只看到了一丛烂漫的山花。严子陵的归处是孤寂的，富春山的钓台显然更有些名声，但是，如果不是潇洒桐庐山水佳胜，恐怕也少有人去凭吊一位无用的隐者吧。

　　这一回上客星山，我约了曾任职横河镇的波若兄，他写的有关严子陵的文章很是精彩。他还请了当地一位黄姓老者同行。黄也是这一带的大姓，黄姓子孙散落在余（姚）慈（溪）各地，黄宗羲出生地黄竹浦可能是较大的一支。老黄带我们上路，熟门熟路。走到山脚，有黄墙建筑，是未批准的寺庙，自名“报恩禅寺”。老黄告诉我，这里原有纪念严子陵的建筑，旁有小池。据史料记载，南宋时这里建有客星庵，还有子陵祠。现在的人在这里建一座寺庙，说起来也不是特别不靠谱，虽然这寺庙与严子陵没有什么关系。

　　老黄走山路像在他自家一样，边走边指点着，大声说着，他小时候这边还有牌轩，很气派。他说的是墓道牌楼。他将千年大樟树和子陵墓的被毁并列为他记忆中最重大、最惨痛的两件事。老黄涨红着脸比划着说，三个成年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老树，被生产队锯了，换了１５００块钱。墓道的石材被砌在了农民新屋的墙基里，连石碑都不放过。波若兄说，他还知道一户人家过去猪圈里有半块“禁止樵牧”的石碑，以前是将它做了猪圈的半边围栏，现在藏起来不肯拿出来了。

　　严子陵的墓曾稳稳地坐在两座山的中间，往前看，视野相当开阔，是个好地方。南宋理学家孙应时的家就在客星山对面，他写严先生墓“据峻径，俯长川，以望东海”，应当是大体不错的。两千年前这里还是汪洋一片，“望海听涛”应是那个时候客星山的写照。老黄指着脚边的一小片地，说这里就是严子陵墓所在的位置……他的后半句话被一阵尖厉的声音吞没了。我们往下看去，山北百米开外横空竖起的高架桥上，两列动车相遇，各自发出的吼声叠加在一起，震耳欲聋。这是高铁的声音，21世纪的声音。列车像风一样快，车厢里人们享受着现代化的舒适快捷，愣是把噪音留给了两旁的青山白水。现在的客星山已经不再是宁静之处。客星山的上空白云悠荡，子陵先生的灵魂也许早已迁居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朵白云的下面了。

　　老黄陪着我们上到两山之间的高处。向南望见另一个城市余姚。说客星山处在两城之间是不会错的。余慈两地的人们都将子陵先生奉为自己的乡先贤，都以子陵先生为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一带曾有一个跟严子陵关系密切的名称：高风乡。在望得见两城的山间高地上曾有一个高风亭。在“运动”中这个高风亭也未能幸免。前几年有人发心重建了高风亭，在世时间更短，只留在了少许几个人的记忆里。与这种现象不一样的是，无论哪朝哪代，严子陵的名字却一直被后世的读书人记着。中国人喜欢将读书人称作“士”。西方有另外的名称，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好，士也罢，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本来的最高使命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用当下语汇来阐释，严子陵便是精神家园永恒的守望者，是历代读书人心中的精神坐标。或许，两千年前的先哲早就演绎了近现代知识分子渴念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独立，历史上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西方暂且不说，就说中国。中国的读书人之没出息，便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中国的读书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来的，都有做官的冲动，已经种下了病根。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却有一位高士，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这在一个以是否为官、官阶高低为标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政治生态下，何其难得，何其可贵也！

　　或许，严子陵的意义不是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做什么；不在于“归隐江湖”，而在于“得圣人之清”，完成人格，使贪夫廉，懦夫立。许多有良知的读书人，内心里仍保留着做独立自由之“士”的志向，但现实中做不到，于是只能在心里向往。而一旦遇见了历史上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高士，这些读书人除了崇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波若兄指着东边的一垄山说，这一带有很多汉代古墓。指着西面高耸的客星山说，上面有一个高台，很开阔，以前（也是宋朝）建过高节书院，后在明朝时被拆去修了三山所。其实，这些有形的东西，书院也好，亭阁也好，墓冢也好，刻着“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的石牌坊也好，大多经不住时间的风吹雨打。唯有无形的东西，才能长留。严先生的精神绵延不绝，长流在历史的河里。是否借了范仲淹的文名，也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范仲淹是严先生最重要的“粉丝”之一。

　　据说，范仲淹写《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时，先写了“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来才改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孔夫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就像风那样。那德字改为风字，实在是精妙之笔。钱穆先生也曾讲到此事。他说“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德字不如改为风字，更见深意”。 

　　德，本来是个人之德，在社会上、历史上展衍成风，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圣人贤人之功。钱穆又说为什么孟子只说伯夷之风、柳下惠之风，不说当时同时代的高官伊尹之风呢？“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进时代、地位、机缘、遭遇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史家钱穆，总有过人之说。

　　范仲淹为严先生所建祠堂，在历史上多次被毁。然而范仲淹那篇著名的《严子陵先生祠堂记》，连同他为求字写给当时的书法大家邵餗的信，也都流传了下来。范仲淹求字信中说：“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 

　　下得山来，汗淋漓，车子路过一条河。老黄指着河边说，那棵换了钱的三人合抱的大樟树原来就在这里。我们下车。脚边是一个河埠头，水面下晃动的居然是刻着字的残碑。细辨，有三字：護客星。不知此三字在时间的水里，存留了多少年。“護”现作“护”。用手“护”之，以言“護”之，不如以心。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一群鸭子无声地在河面游过，留下一片水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