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潮 牧 野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死亡赔偿金标准根据死者的户籍性质不同，分别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对这一法律规定的是非曲直，长期来都存在着争议。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其成长过程和生活所必需的成本支出是不同的，这一客观现实是法律在制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出区别的主要原因。就这个角度而言，法律如此规定并无不妥。但作为生命个体和生命权利，却无轻重贵贱之分，因此，因人的身份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赔偿标准，就显得不合理，甚至很不合理。长期以来，一些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在遭遇医疗损害、交通事故以及其他灾难性损害后，常因户口原因遭受大幅度的赔偿“打折”。这一特殊现象，不但凸显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生命价值认识的偏差，有悖于社会公平。

　　可喜的是，社会各界都在为破解这一司法难题而努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呼吁消除相关的障碍，早日统一赔偿标准。一些地方法院也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作出相应的补救，使许多受害人及其家属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表明，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户籍制度在我国将成为历史，也为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解决目前在人身损害赔偿中仍然存在的“同命不同价”问题奠定了法律基础。当然，要真正实现同命同价的目标，依然需要司法高举改革的大旗，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人身权利在每一个案件都得到尊重，实现生命价值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