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仁

　　日前，鄞州区古林镇茂新村一座几近废弃的古宅重现生机，明代御史林栋隆以“廉”震慑海盗的故事让许多远道而来的群众听得饶有兴致。这是鄞州区充分挖掘区域特色廉政元素，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举措（１月３日《宁波日报》）。

　　鄞州对全区１０７个具有廉政勤政元素的历史名迹、旅游景观充分集聚、高度整合，推出兼具教育性、观赏性、休闲性的精品廉政旅游线路，这当然是好事。不过，公众更为关注的，恐怕还是这些廉政文化设施、廉政旅游线路“化人”的效果。换句话说，判断廉政文化建设投入“值不值”，最根本的要看是否产生了预期的社会效益，有效减少和遏制了腐败问题的发生。

　　之所以“哪壶不开提哪壶”，主要是因为早些天另外一条同样来自鄞州的更为“吸睛”的消息———《两任国土局长同时落马 鄞州官场遭遇反腐“风暴”》（１月２日中国宁波网）：鄞州区副区长蒋明良和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党委副书记李波，均因涉嫌受贿犯罪，分别被市区两级检察院立案侦查。两人从政履历有一段惊人相似，都曾担任过区委办主任和国土局长。他们一前一后掌管鄞州国土之时，正是该区推进房地产开发建设和新城区建设最为火热之时。

　　把一前一后、一正一反两则消息放在一起，问题就来了。比如，落马前的蒋明良和李波，有没有走过这些廉政旅游线路？有没有接受过廉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鄞州的廉政文化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思想触动？廉吏的事迹，有没有对他们产生正面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已经并不重要，因为面对廉政底线和利益诱惑的双重考验，他们已经败给了后者。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鄞州这些年大力建设、发展廉政文化，兴许蒋明良、李波等人还会犯更大的错误、栽更大的跟头。这话当然没错，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两个官员倒下，就否定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但也要看到，廉政文化并非万能药，不可能包治百病。它能不能感化、教化一些人，取决于受教育的对象是否“可教”“可救”。对于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深陷腐败泥淖不能自拔的官员，再和他谈什么廉政文化，恐怕于事无补。记得前年，腐败重灾区山西吕梁，计划投巨资重修“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墓地、故居等纪念设施，引发广泛质疑，后来不了了之。这值得我们反思。 

　　面对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各地的廉政文化设施肯定是要搞的，区域特色廉政元素也是要挖掘的，但要因地制宜、长远规划，注重实效、量力而行。关于反腐“治标”与“治本”的问题，王岐山同志讲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创建廉政文化，有条件的地方当然要先行，但在一些腐败多发、高发的地方和领域，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仍然是“拔烂树”“治病树”，抓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