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指出：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会被弱化和变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央该集权的没有集权，不该集权的却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观事务宏观处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中央与地方事务分工更加混沌。

　　凡事“三家抬”导致事务分工不明，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事务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外不清问题，即市场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明确，政府越位和缺位同时存在。政府越位体现在，一方面，政府承担了不少应该由市场去做的事务，比如政府千方百计去投资项目，甚至尚未退出营利性领域；而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的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结果又让企业和社会一起承担了，增加了企业和社会负担。二是能力比较低的政府承担了能力比较高的政府才需要承担的职能，或者能力比较高的政府承担了能力比较低的政府职能。

　　“三家抬”不光是高层级政府向低层级政府派任务，低层级政府也往往习惯于向高层级政府要资金、要政策支持。政府缺位则主要表现在对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卫生保健、农业等投入不足，这些领域本来应该由政府全额负担起来的，结果“三家抬”把政府的责任推卸出去了。其结果是，许多“三家抬”的事务，质量差、效率低，套取上级资金，容易滋生腐败，许多基层政府背上了过重的债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