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关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经典的人口经济学命题，是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世界人口大会上，由印度代表团首先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着发展对于生育率影响的深刻见解，即经济发展是影响人类生育观念、行为和生育率变化最全面、最自然、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这里的“发展”是一个极富弹性和张力的概念，正如文化概念一样，几乎可以用“其小无内、其大无外”。

　　“高发展—低生育”，是对两者关系状态和趋势的一种描述，但不能由此得出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的线性化简单判断。

　　生育率的高低既受制于“经济生育率”，也受制于“人文生育率”。从大历史的视野出发，既有受制于发展程度的生育率，生育成为成本与效用比较之后理性的经济行为，此为“经济生育率”；也有受制于生育文化的生育率，生育成为一种信仰和使命，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此为“人文生育率”。在理论上，发展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共同作用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前者是理性的力量，后者是惯性或者说是习性的力量。生育的理性之所以是有限的，一个因素是“人是文化的生物”，非理性的力量不可忽视，特别在传统文化保持得较好的地方，人们的思想受到传统的濡染和同化，对生育的看法和行动形成了某种惯性。

　　儒家虽然没有成为世俗的宗教，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文化律令，却仿佛是“亚宗教”一样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但经过近三四十年来暴风骤雨般计划生育的长期“洗礼”，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然花果飘零，在新生代人口中几乎失去传承，这是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文化根源。

　　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甚至人口减少，是最富有前瞻性意义的人口发展态势。第二次人口转变昭示了２１世纪全球人口的新挑战，即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社会活力萎缩等。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就开始困扰发达国家，之后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陆续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补贴生育、鼓励生育率回升的政策措施。但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保障了美国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从现在到２０５０年，其他发达国家总人口将减少１５％，美国人口却将增长约４０％，从而确保美国的大国地位、竞争力和领导力，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必将走上一条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领跑者之路。中国需要未雨绸缪，从中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人口发展具有较长的周期，是决定文明兴衰的最基本力量，船大要早掉头，中国在完善人口政策时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高度的国家责任。

　　重建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不二之选。所谓适度生育，就是适龄、适时、适量的理性生育，展示的是微观生育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所谓的优化生育，则是指国家要打造二孩及以上的“合适之家”（Ｏｐｔｉｍｕｍ ｆａｍｉｌｙ）为社会主流家庭的战略目标，同时要为优孕优生优育保驾护航，提供可信可及可亲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展示的是宏观生育的福利性和保障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