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午后，气温回升，广场上吹来的风依然寒冷。在奥塞博物馆门口排队，就像家乡买春运火车票。游巴黎，无论是进卢浮宫抑或登埃菲尔铁塔，均会遇上排队，但都不像奥塞那样人头攒动。

　　卢浮宫坐落于塞纳河右岸，奥塞则在塞纳河左岸，左右两岸，隔河相望。法国艺术作品按年代划分，１８４８年以前的收藏在卢浮宫，１９１４年以后的收藏在位于玛黑区的蓬皮杜中心，１８４８年至１９１４年的中间部分，收藏在奥塞。由此，卢浮宫、奥塞博物馆与蓬皮杜中心被称为当代巴黎三大艺术圣殿。同样是艺术圣殿，奥塞尤显热闹，莫非因为它的前身是一个火车站？

　　在巴黎景区排队，队形多为“回字形”。通过三个弯曲，我们才进入奥塞博物馆。

　　这里曾是奥赛火车站，亦称奥尔赛火车站。我脚踩的地面，原是铁轨，游客行走的通道原是列车行驶的轨道；我观赏的雕塑区块，其中一块原是机械变速控制区。１９４０年前，去法国西部抑或南部的列车从这里始发，来自那儿的列车亦在这里终止。

　　这里，是一块经历过无数变迁的土地，这里曾有行政法院与皇家审计院的建筑，可惜被１８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战火付之一炬。１８９８年，为迎接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奥尔良铁路公司选定塞纳河左岸建造火车站，人们担忧新建火车站会影响塞纳河的沿岸景观，奥尔良铁路公司于是邀请著名建筑师维克多·拉鲁担纲。维克多·拉鲁是个木工的儿子，其代表作品包括图尔市政厅、圣马丁大教堂，还有美国驻法国使馆建筑。

　　奥尔良铁路公司没有选错人。拉鲁设计的火车站既实用又艺术。１９００年，火车站落成通车，那洋溢着１９世纪工业革命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周边的环境浑然成一体。雄浑的长方建筑外形，镶嵌了巨大的镀金时钟、庄重的柱廊、精雕的神像。当时有位叫德塔伊的画家赞叹：这座车站多么像一个陈列艺术品的宫殿！

　　之后的奥赛火车站，每天迎送列车百余对，春去春回，如此热闹了４０余年。到１９４０年前后，奥赛火车站已经失去运输功能。面对冷冷清清的建筑，曾有新潮建筑师提议拆除奥赛火车站，盖一栋百米高的大厦。然而巴黎人没有这么做。富有历史情感的巴黎人在静静地等待，冷静地思考。沉寂数十年后的１９７２年，巴黎人接纳了把火车站改建成博物馆的提议。

　　其实，改建一个博物馆远比新建一个博物馆困难。此后，巴黎人用整整１４年的时间，保护了这座具有１９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建筑风格的奥赛火车站。１４年，等得及吗？从文本的提议至提议的实施，１４年间，总统换了三茬，从蓬皮杜到德斯坦，又从德斯坦到密特朗，奥赛火车站的改建不曾因总统换届而改变。

　　奥赛火车站的改建大任最终落在意大利女设计师卡斯·奥朗蒂（Ｇａｅ·Ａｕｌｅｎｔｉ）肩上。奥朗蒂像似原设计师拉鲁的“弟子”一样，竟如此继承拉鲁的设计理念，小心呵护着原有的车站风貌，在精心分割了原来的空旷大厅后，大胆地把原来的玻璃天篷改为展馆入口……在奥赛博物馆，我理解了何为传承，何为创新。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创新更不是全盘的否定，只有理解前辈的艺术精神才能传承，传承前辈的艺术精神才是创新的基础。这一点巴黎人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奥朗蒂不是巴黎人，而她亦做到了，她让一座废弃４７年的火车站华丽变身成一座艺术殿堂，时为是１９８６。

　　奥赛博物馆现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冯骥才先生称其为双重博物馆———“有一座博物馆你可以从头到尾参观两次。看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内容，受到的是完成不同的两种震动。”

　　我从一层走到二层，继上三层，蓦然回首，见到了西墙悬挂的大圆钟，这不是火车站吗？！

　　原来火车站可以这样改建。我想起家乡的火车站，比奥赛火车站晚建１３年的宁波火车站，通车是在１９１３年。《宁波市志》记：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宁波至上虞曹娥段铁路竣工通车。当时的宁波火车站在大庆南路８４号，此乃宁波工业文明史的重要遗址之一。首个宁波火车站也曾与奥赛火车站一样，寂寞了数十年，然而两个火车站的最终命运全然不同：如今你还能在大庆南路８４号找到往日火车站的吉光片羽吗？

　　我在奥赛博物馆，看原奥赛火车站的建筑遗迹，赏馆藏的艺术珍品。从二层右侧走廊，由东而西，我观赏陈列的一座座雕像。在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前，有一对孩子趴在地上，像在临摹。我好奇地蹲下身看他们绘画，纸上的画却与雕像毫无关系，纯粹是孩子随性的涂鸦。我突然明白，法国人带来这里，未必是让他们来学画，而是从小养成逛博物馆的习惯。

　　回到家，颇有些感慨，顺手写下了几句游奥赛博物馆的感言：只有文化的自爱，才显文化的价值；只有文化的自重，才彰文化的传承。